溥仪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之前大约是土肥原贤二会见后两三天，溥仪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立刻浮到了他的心头。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道。
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溥仪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他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
溥仪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不好了！”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溥仪同去的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溥仪亲信的，溥仪的举动他无一不知。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溥仪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贤二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溥仪道：“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溥仪听说他在北京向溥仪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溥仪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几天要求见溥仪的人非常多，溥仪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自己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
被溥仪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了恶语相对的地步。
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溥仪向南京要求过“岁费”，但是有结果，溥仪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溥仪，所以接见了他。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
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溥仪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那天溥仪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溥仪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溥仪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溥仪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溥仪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溥仪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溥仪。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可是溥仪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溥仪吓昏了。
“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溥仪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冷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