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子，溥仪又慌了。
现在，他等待的无非就是这些人自己跳出来而已！
溥仪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溥仪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
离溥仪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溥仪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
“国民革命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溥仪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溥仪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
溥仪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听了他的报告，又从陈宝琛那里知道了日本兵营曾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溥仪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
溥仪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在荷兰使馆进行的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以后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溥仪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溥仪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
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溥仪而去天津的。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有兵！”
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而问题重心转到了“皇上的当前处境危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国民革命军取消了溥仪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溥仪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争论的结果也造成了载沣这一派的暂时胜利。
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
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溥仪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
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始终反对着溥仪出洋，他们是“争取复号还宫派”里的最保守者。他们对国民军怀着同样的仇恨，却又希望溥仪忍受着，等待着。
记得那天他就没有沉着地站过一回，更不要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溥仪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地说：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来了。
溥仪和那两位“太后”的内心充满恐惧！
溥仪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革命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溥仪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那些国民革命军的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
自然，罗振玉在溥仪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并行的地位，而“王爷”就挤得更远了。
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溥仪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日本公使芳泽等人已经找到国民政府代表，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溥仪的生命一定安全。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溥仪的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的。
他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
当他们走进了国民革命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进了溥仪亲生父亲载沣带着自己儿子进去的屋子后，溥仪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满了悲愤和仇恨。
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啊！”
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溥仪父亲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