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9月18日，为稳定北疆局势，唐高祖李渊派遣他的侄子襄武公李琛，携带女妓和其他贵重礼物，前往突厥，赠送给始毕可汗。
李琛，字仲宝，是唐朝的宗室成员，唐高祖李渊的七叔李蔚的孙子，李安是他的父亲。
李琛当时与太常卿郑元璹一同带着女伎聘问突厥始毕可汗，约为和亲。这次和亲活动旨在通过联姻来巩固与突厥的关系，始毕可汗遣骨吐禄特勒随李琛入京献物，李琛因此被授予刑部侍郎。
高祖李渊这一举措是唐朝初期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与突厥的关系，避免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为唐朝集中力量平定中原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创造有利条件，也展现了李渊作为开国皇帝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九月，唐高祖李渊下诏追谥杨广为“炀帝”。在八月，李渊已经同意留驻江都的郡守陈棱之请，粗备天子的仪卫，将炀帝的棺材移至成象殿，换了考究的棺木重新装殓，据说“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改葬于江都宫西的吴公台下。皇帝安葬，总要有个谥号，因此，唐高祖追谥杨广为“炀帝”
谥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通过对已故君主的评价，体现当权者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炀”字在谥法中是一个典型的恶谥，意为“逆天虐民”“好内远礼”。李渊通过追谥杨广为“炀帝”，将其定义为暴君和亡国之君，此后，“炀帝”便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杨广的历史形象也被定格为“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这不仅是对杨广个人的批判，也是对隋朝政权的彻底否定，是对隋朝灭亡教训的总结。隋炀帝的暴政、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导致隋朝迅速崩溃，李渊通过这一谥号警示后世统治者，必须吸取隋朝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在向天下表明唐朝是顺应天命、取代隋朝的新政权，向天下宣告，隋朝是因暴政而亡，唐朝则是以“仁义”立国，顺应民心，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统性。也在向周边政权和割据势力表明，唐朝已经取代隋朝成为中原正统政权，任何试图挑战唐朝权威的行为都将被视为非法发动势力，从而震慑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
唐朝在建立初期，特别强调“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采取与隋朝截然不同的政策，注重休养生息、减轻赋税、恢复民生，广泛赢得民心。在当时，追谥杨广也顺应了民众对隋朝的不满情绪，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为唐朝的巩固和统一奠定了基础。这一事件在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多个层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唐朝初期政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说宇文化及前不久被李密战败后，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魏县。
唐初的魏县，即现今的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古魏县属魏州，魏州在唐代屡经更名，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区划，被誉为“华夏魏都”，战国时期魏文侯或魏武侯建都于魏县，魏县曾长期为魏国国都。现今魏县的主要历史遗迹有古驿道、古城遗址等，如汉城、旧县庙古城、洹水古城等。
跟随宇文化及来到魏县的张恺等人密谋逃离宇文化及；事情被发觉后，宇文化及杀了他们。他的心腹逐渐减少，兵力也日益衰弱，兄弟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是聚在一起纵情饮酒，欣赏女乐。宇文化及喝醉后，责备宇文智及说：“我当初并不知道这件事，是你出的主意，强行推举我为首领。如今一事无成，兵马日渐离散，还背负着弑君的罪名，天下人都不能容我们。现在家族覆灭，难道不是因为你吗？”说完，他抱着两个儿子痛哭。宇文智及愤怒地说：“事情成功的时候，你从不责备我，现在快要失败了，却想把罪责推给我，你为什么不杀了我去投降窦建德！”兄弟俩多次争吵，言语间毫无长幼之分；酒醒后又继续喝，这种情况成了常态。他们的部下大多逃亡，宇文化及自知必败，叹息道：“人生本来就是要死的，难道不能当一天皇帝吗？”于是他用毒酒毒死了秦王杨浩，在魏县即皇帝位，国号许，改年号为天寿，设置百官。
宇文化及的势力在魏县日渐衰微，他的医正官张恺等人见大势已去，暗中密谋离开他，另寻出路。然而，事情不慎败露，宇文化及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张恺等人处死。
这一事件使得宇文化及本就所剩无几的心腹更加稀少，兵力也因部众逃亡而日益衰弱。面对如此困境，宇文化及与他的弟弟宇文智及再也想不出任何扭转局面的良策，只能每日聚在一起，借酒消愁，纵情声色，欣赏女乐，试图用短暂的欢愉麻痹自己。
一次酒宴上，宇文化及喝得酩酊大醉，情绪失控，指着宇文智及怒斥道：“当初我本无意参与此事，都是你出的主意，强行推举我为首领！如今我们一事无成，兵马日渐离散，还背负着弑君的罪名，天下人都视我们为逆贼，无人能容！如今家族覆灭在即，难道不是因为你吗？”
说完，他悲从中来，抱着两个儿子痛哭流涕，场面凄惨至极。
宇文智及闻言，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反唇相讥道：“当初事情顺利时，你何曾责备过我？如今大势已去，你却想把罪责全推到我头上！你若真有胆量，何不杀了我，提着我的头颅去投降窦建德，或许还能保住你一条性命！”
兄弟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愈发激烈，言语间毫无长幼之分，甚至几次险些拔刀相向。酒醒之后，二人又继续饮酒，争吵与放纵成了他们的日常，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暂时忘却眼前的绝境。
然而，现实并未因他们的逃避而有丝毫改变。他们的部下见大势已去，纷纷逃亡，宇文化及的势力愈发孤立无援。面对如此局面，宇文化及自知败局已定，心中充满了绝望与不甘。
一天，他独自坐在帐中，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人生在世，终究难逃一死。既然如此，我为何不能当一天皇帝，过一回帝王瘾呢？”
于是，宇文化及下定决心，命人用毒酒毒死了傀儡皇帝秦王杨浩，彻底断绝了与隋朝的最后一丝联系。随后，他在魏县正式即皇帝位，建国号为“许”，改年号为“天寿”，并设置百官，试图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看似辉煌的句号。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垂死挣扎。他的“许国”既无民心，也无实力，注定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又毒死了傀儡皇帝秦王杨浩，他本以为自己能够掌控局势，却因缺乏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迅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隋末乱世中诸多野心家的缩影。他的称帝行为，更像是一场闹剧，既无实际意义，也无法改变他注定失败的命运。
宇文化及在绝望中的挣扎与放纵，展现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他既不甘心接受失败，又无力扭转局势，最终选择用称帝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最后的虚荣心。而宇文智及的愤怒与反驳，则反映了兄弟二人在绝境中的互相推诿与指责。他们的争吵与放纵，既是个人性格的体现，也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武德元年618年农历十月初一，根据《旧唐书·天文志》的记载，当日发生了日食事件。农历每月的第一天定为朔日，朔日当天的月亮称为朔月，新月。十月初一又称“十月朔”，是传统祭祀节日寒衣节，寒衣节相传起源于周代，有两个主要传统习俗：“授衣”和“烧衣”，即制作和焚烧过冬的棉衣，以纪念和祭奠已故亲人。因此，这一天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俗意义。
不过，《旧唐书·天文志》和《唐会要》相比，《唐会要》中《新志》的日食记录较为准确。例如，《新志》记载了每次日食发生的朔日时间，并且还有日食宿度的记录，有时还附有太史局官员的天象预言和解释。
《唐会要》是一部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史类文学作品，由苏冕以高祖至德宗九朝史事编成，后经杨绍复续修至武宗时代，最终由王溥搜罗自宣宗以来至唐末之史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撰《新编唐会要》100卷。《新志》记载了每次日食发生的朔日时间，并且还有日食宿度的记录，有时还附有太史局（司天台）官员的天象预言和解释。
《新志》收录的93条日食记录中有日食宿度的记载，且准确率极高。在93条日食宿度记录中，仅有1条记录有误，错误率为1，这与西汉342、东汉37以及清朝16的错误率相比，《新志》所收唐代的日食宿度准确率极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找来相关史料，仔细研究其中的天文记录，感受古代天文学家对天象观测的精确与严谨。
唐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太史局，负责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并对日食、月食、彗星等天文现象进行详细记录。这些记录不仅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天文学资料，也反映了唐代科技与文化的高度发展。
通过研究《新志》中的日食宿度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天文学家对日食的预测和观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不仅能够准确记录日食发生的日期和时间，还能推算出日食的方位、食分（日食的程度）以及日食在天空中的位置（宿度）。这些数据不仅体现了唐代天文学的成就，也为现代天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此外，唐代的天文记录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日食在古代被视为重要的天象，常被赋予政治和社会的象征意义。例如，日食被认为是“天谴”或“天象示警”，朝廷往往会因此进行祭祀、修德或调整政策。通过研究这些记录，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唐代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观念。
总之，《新志》中的日食宿度记录不仅是天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也是了解唐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窗口。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深入挖掘这些史料，感受古代天文学的魅力，同时也能从中窥见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十月初九日，唐高祖李渊在长安宫中设下盛大的宴会，款待跟随李琛前来唐朝的突厥使者骨咄禄。宴会上，珍馐美味摆满案几，乐师奏起悠扬的胡乐，舞姬翩跹起舞，整个宫殿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李渊身着龙袍，面带微笑，显得格外亲切。
高祖李渊举起酒杯，对骨咄禄说道：“突厥与大唐本是邻邦，本次使者远道而来，朕心甚慰。愿两国永结友好，共谋太平。”
骨咄禄微微颔首，神情中带着几分倨傲。他虽是使者，但举止间却流露出突厥人特有的豪放与不羁。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后用略带生硬的汉语说道：“大汗命我前来，特向大唐皇帝致意。突厥铁骑纵横草原，天下无敌，但愿与大唐和睦相处，互通有无。”
李渊听罢，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深知突厥的强大与傲慢，但为了稳定北疆，避免突厥南下侵扰，他必须暂时隐忍。
于是，李渊笑着对骨咄禄说道：“使者所言极是。朕愿与突厥大汗携手，共谋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