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将全国各地区划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下设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总管：晋王杨广镇并州、秦王杨俊镇扬州、蜀王杨秀镇益州、韦世康镇荆州。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镇守要害。军区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东南九府，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镇爨族之南宁；之后又增加遂、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做法，并且发展成“道”的军区或监察。
经济
播报
编辑
农业
参见：租庸调制、均田制
领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设置粮仓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着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 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156]
手工业
纺织业
隋代兽纹铸字铜镜
隋朝仓储布帛动辄数千万匹，说明当时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何北、山东历来是纺织业中心。北齐曾在定州（河北定县）设置绸绫局。相州的丝织品“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纹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细绫。而青州（山东青州）自古就有“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之称。隋代四川的织锦业，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织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162]
瓷器业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隋代青瓷的烧造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选料比较精细，捏练技术有所改进，使瓷土得到较好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烧造过程中变形和损坏率有所降低。安阳出土的开皇十四年（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603年）卜仁慕中，有许多生活用具、俑群和明器等，是用青瓷烧造的，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白瓷的烧造技术在隋代也有突出的进步。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在西安出土的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大业六年姬威墓以及张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这批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 [162]
造船业
杨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高50尺，可以拍击敌船。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船，种类很多，有龙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其中尤以龙舟制作最精，高 45 尺，阔 50 尺，长 200 尺；船身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 120 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可见制作技术是很高的。 [162]
商业
货币
隋五铢钱币
南、北两朝，钱币轻重极为紊乱。南陈有五铢、六铢、鹅眼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北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隋文帝即位，力求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各市都置样钱，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世称“隋五铢”。前朝旧钱一律废除。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百姓称便。灭陈以后，陆续在扬州（治江都，江苏扬州）立五炉，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汉市）立十炉，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炉，依定样铸钱。隋文帝刑法严厉，不许私铸钱流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隋炀帝时，私铸钱又盛行，一千钱只重二斤，后来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钱贱物贵，币制大乱，一直乱到亡国。 [176]
城镇
商业的繁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全国市场扩大，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东西两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为是国都所在，所以城内“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都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纷纷要求入丰都市交易，得到炀帝的允许，于是“先命整饰店肆……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一记载反映了在商业繁荣背后的虚伪和社会的不公平。 [163]
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以及南海、豫章、荆州、蔡州、岐州等都是当时着名的商业城市。 [162]
外贸
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有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而西北陆上贸易尤其发达。为了发展西北陆上的商业贸易，隋炀帝派裴矩驻于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人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当时以敦煌为总出发点的西北陆上交通贸易通道有三条：一是“北道”，在天山北路，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菻（叙利亚）；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过葱岭，又经鏖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到达波斯；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越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到达北婆罗门（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到达拂菻、波斯等西亚、欧洲各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主要是与南洋诸国以及日本、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南海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城市，这里“多犀象、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不仅是进出南海诸国的最大口岸，也是通往西亚、欧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 [163]
人口
585年，隋文帝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检查后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奏行输籍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一次，《隋书·食货志》说，从此地方官无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检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此后历年检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数不多。至609年，隋炀帝又一次大检查，得丁二十四万余，新附口六十四万余。这次所得，约合585年所得的半数，其中还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见隐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设北方历年所得新附口数，为一千万左右（约二百万户），也还远不合606年的户口数。除非606年户口数出于构，否则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在南朝士族势力最大的江南地区。如果这个推测还不算远离事实的话，那南朝陈旧境户数当在三百万以上，口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户口数，说明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80]
凡属于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负担朝廷规定的课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592年，史籍叙述隋朝廷的富饶说“度支官奏称，府库都藏满，不能再藏，只好堆积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东地区，本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这种富饶景象，据史书所记，曾一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经七百多年，再见于隋文帝时，实行节俭政治的皇帝，历史上确是极稀有的。 [80]
隋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北齐隆化元年（577年）
1
2
1
2
1号数据出自《周书·卷六》 [62]
2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63]
南陈太建九年（577年）
150万
260万
1200万
2240万
1号数据出自《北史·卷十一》 [64]
2号数据出自《隋书·卷二十九》 [65]
根据学者考证实际人口达1500万 [66]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
1
2 [67]
1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68]
注：统计范围仅包括北周旧地，学者考虑未纳入统计的人口而认为实际约为1250多万人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