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拔延思摩给上党前线的两位统帅重新下了一道圣旨，同意两人奏请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个最后期限。
十天之后，也就是四月十四，如果战局仍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两人必须遵旨转攻为守，由拔延那环率一万人北返驰援雁门关。
圣旨中还明确的表示，时限一到，两人也不用再次奏报，运往上党的粮草物资将会直接减半。
这份圣旨虽然表示北魏可汗认可了两位前线统帅的奏议，但不满的种子也已经在拔延思摩的心中不可避免的种下了。
秦历一千三百一十七年四月初七。
晋城丢失的消息再也瞒不住了。
因为从初三那天开始，每天都陆续有零星的溃兵逃回，根本没法做到第一时间全部捕杀。
将士们本来就对近日的很多部署调整感到奇怪，再想到已经很久没有来过的辎重车队，大军后路已绝的消息很快就在后秦军中传开了。
意识到事情糟了的梁昌立即下令，让心腹副将李卫率一万人冒充大军，其余五万大军抛弃所有辎重，只带随身粮草武器立即南撤。
梁昌作为沙场宿将自然知道对面的北魏军很难上当，可值此关头也只能期望李卫的一万人能够尽可能多的为大军南撤争取时间了。
情况也正如他所料，几乎就在他下令南撤的同时，北魏军的两位统帅就收到了消息。甚至都不用探子报告，以如今双方犬牙交错的形势，一方数万大军撤退闹出的动静就算是瞎子也能看得见。
这几日，拔延可石和拔延那环两位北魏军统帅焦急的在等的就是这一刻，自然是立即下令早已做好准备的各部立即发起总攻。
其实梁昌如果再咬牙坚持三天，或者晋城丢失的消息再晚泄露三天，对手就不得不分兵了。
到时候纵使不能转败为胜，少了近一半人马的对手威胁也将大大减小。
可惜要隐瞒晋城丢失这个消息的难度要远比对手隐瞒下一封圣旨大得多。这场因为北魏军校尉贺鲁花私瞒军报被后秦军抓住机会引发的战争，结果在晋城丢失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后秦军副将李卫只为大军争取了一个时辰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还是对手发起总攻的准备时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触即溃。
不过责任并不在李卫，报定必死决心的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奈何将有必死之心，士卒却无死战之意。
为什么大军撤退时是最脆弱、最危险的？
眼看着其他人南逃，自己则需要留下来送死，会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尤其是那些数量占了绝大多数的秦卒。
本就对后秦军甚至后秦朝廷称不上什么忠心的他们，打顺风仗还行，相持战在羌兵的监督下问题也不大。可这种决死的断后战？
还是算了吧！凭什么！
北魏军的总攻发动仅仅一刻钟，七千秦卒就崩溃了。未接战就已经心中发慌、手脚发软的他们，若不是心中顾虑家中的亲人会受到牵连，早在敌人冲到眼前之前就逃了，反正身边的羌人也所剩无几了。
对于手下秦卒的表现李卫也早有预料，他又不是战场上的新手，因此在开战前他就从各部抽调了一千五百羌兵集中使用。
后秦军中羌兵的比例本就只有三成，这样一来各部中的羌兵一下子就少了一半，而且被抽调的还都是最精锐敢战的。
羌人占据关洛近二百年，新生代的战斗意志早就远逊于他们的祖先了。因此身边的秦卒一逃，没了主心骨的其余羌兵也就顺势被裹挟而去了。
最后实际依凭坚固营寨拼死抵抗的，其实就只有李卫亲帅的那一千五百羌兵。
一千五百人肯定是守不住漫长防线的，友军的溃散让他们立即就陷入了数万敌军的重围之中。激战半个时辰后，一千五百人和他们的主将一起全部战死。
倒不是这一千羌兵都有死战之心，实在是想跑也没地方可跑啊！
其实北魏军的编制情况和后秦军差不多，秦胡士兵比例大致也是七比三，北方各个胡族政权的军队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各胡族的人口少。以胡人比例最高的北魏国为例，突厥人口也只占总人口数不到三成，其他各方更是要低得多。
二是各胡族的成年男丁也不可能全部当兵。此时的各族胡人，尤其是在中原出生的新生代胡人，就算不是从小锦衣玉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有房有地有奴隶的，根本不可能再像祖先那样全民皆兵了。
这种组成的北方各国军队因此存在一个共同的弱点。
那就是平时还好，军中秦卒或是为了保家人平安，或是想要争取军功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境况，战斗意志勉强能够合格。
可一旦遇到这种必败且没有生还希望的情况，他们的战斗意志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若是有胡兵在侧压阵还能稍好一点，要是胡兵也想逃跑，他们一触即溃甚至不触即溃就是必然的。
北方各胡人势力也都知道这个问题，可根本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比如李卫面临的这种情况。
不把羌兵集中起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