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晨，我和父亲一起在菜园子里拔草，我突然发现父亲的肚子像个孕妇一样的挺了起来。他无法正常的弯腰，他只能慢慢地往后仰着身子蹲下去。
父亲蹲下去的时候咬着牙，皱着眉头。看得出，父亲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父亲却没有哼一声。父亲以前有些小毛病的时候从来不像母亲那样夸张地呻吟，父亲每次都是皱皱眉头就过去了。可是这次当我看见父亲不同寻常的肚子，我的直觉绝对不是皱皱眉头就能挺过去的。
我心情沉重地解开父亲的衣服，我发现父亲的肚子已经肿胀得亮晶晶的。仿佛是一个已经吹气吹到极限的气球，只要随便一碰就会爆炸！尽管我们一家人不管谁生了病都基本上不去医院，尤其是我，我是我们那个家庭成员中生病生得最多的一个。
我记得我还是去过两次医院的，第一次是我的大腿根部长了一个碗大的疮，那个疮越长越大，它妨碍着我寸步难行，眼看着马上就要化脓破裂了，父亲背着我到医院动了手术，至今我的大腿根部还留有手术刀的痕迹。第二次到医院是我的姐姐刚刚出嫁的那年，姐姐和姐夫回门的时候，因为没有床睡，我被迫去堂屋的楼上睡在包谷壳里面。
粗心又懒散的父亲在堂屋铺的所谓的楼板是几根稀稀拉拉的竹竿。竹竿的缝隙很大，足以掉下去一头牛。何况我是一个小孩，一不小心就从竹竿的缝隙间掉了下去，竹竿的缝隙离地面大约五米。还算我的命大，我是屁股先接触到地面，如果是我的头直接砸到基石上，我就在那时候夭折了！当时一摔下来，我的姐姐和姐夫还是显得很担心的样子，告诉父亲第二天一定要送我到医院看看。
尽管父亲显得非常的平静，父亲甚至没有问我哪里不舒服，但第二天还是送我去了医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我的屁股有些痛，我走路瘸了几天也就好了。
我决定立刻送父亲到医院检查，我的预感非常的不妙，我甚至感觉到了天地的昏暗！我的心紧缩着，像一个粽子被细麻绳反复的捆扎了一样难受。
给父亲看病的是浞水医院一个姓张的老中医，张医生长得非常像列宁同志。一看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确实是有些本领的，以前母亲生病，我根据母亲的症状在一些医书上找到处方到他那里去抓药，他看了我自己写的处方以后做了一些修改，然后抓回来的中药我熬给母亲喝了以后居然立竿见影。
张医生没有通过任何仪器对父亲进行检查就完全了解了父亲的病情。张医生沉重的告诉我，父亲是肝硬化加肝腹水，必须住院治疗，而且可能需要治疗很长的时间，让我们马上交住院费。
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家居然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曾经担心我们家成为地主的父亲身上居然空空如也！我已经收集了几个月的民间文学，很久都没有出去挣钱了。
哥哥和三弟整天东游西逛，谁也没有钱。我觉得三弟可能三块五块钱是可以拿出来的，因为他一直在做着他的小人书生意。可是三弟对父亲生病显得十分的漠然，好像父亲不是他的父亲；好像父亲就是一个与他不相干的陌生人。他有多少钱也不会拿一分出来。
街上有个烤酒的老板平时我和他的关系很不错，他认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将来是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因此他比较欣赏我。我找到他家，告诉他我的父亲病了，非常严重的病，必须要住院治疗，可是我没有钱交住院费。我恳求他借给我六十块钱，我说我们家有包谷籽，我会让我的哥哥最迟第二天就背包谷籽去给他抵债，那老板二话没说，真的很爽快地借了六十元给我。
父亲躺在病床上开始输液了，我的心稍微踏实了一些。
第二天，我让大哥给那个老板背两百斤包谷去抵债。因为那时候包谷籽的行情基本上就是三毛钱一斤，但是没想到大哥将包谷籽背到市场上卖了。他卖的价格是三毛三一斤，两百斤包谷，他多卖了六块钱。
当然，实际上大哥到底卖了多少斤包谷籽我不知道，但是大哥却因此失去了信誉。他将卖出来的钱虽然立刻送去还给了那个老板，虽然我们借了他六十元只欠了他一天，但是他还是非常的不高兴，从此我们的友谊宣告结束。
直到我写这篇回忆录的今天，我们的相逢依然形同陌路！但这件事给了我教训，在后来的日子中，我将信誉看得如同生命一般重要，我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
我在写这篇回忆录时，田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翻看以前的日记
，看到日记记载他的亲侄儿于一九九零年认我做了干爹。日记，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日记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的，如今我的日记本都存放在书房书柜里的最高处，晚上回家我将储之高阁的所有日记本都翻了出来，当我游览到第二本日记本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记录父亲住院的一篇日记，现抄录如下：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屈指算来，父亲已经住了十天院，花了一百多元。这件事使我的心情更加复杂，也使我豁然开朗了，看清了一些人的面目，尝尽了作为一个穷苦人的滋味。
十三那天，我姐在银行门口见到我，神情有些凄惶！她说父亲弄到医院检查迟了，不好医。姐姐说完就要低头擦眼睛，我看她要流泪，怕自己忍不住，赶紧扭开了头。感觉在冬天里一瓢冷水从头顶浇下来，直凉到心窝里！父亲的黄疸肝炎人家都说是富贵病，可是父亲却是实实在在的穷人。
那天上午我和杨康还兴致勃勃，下午再跟杨康见面时我就失魂落魄了！杨康见我神情不对，问了缘由，得知我父亲生了严重的病，也跟着着急起来，我说父亲要住院，可我一分钱都没有，这如何是好？
想不到，慷慨的往往是穷人，富人富得流油，有些也是一毛不拔的，尤其是对我这样的穷人。杨康立即对我说：“我这儿有十几块钱，你先拿去用。住进医院了再想办法。”我怎么感激他呢？他那钱来得多么不容易呀！用血汗一分一分拼来的呀！我真有些不忍心接过来，他却解释说：“我暂时用不上，等我要到开阳去做活路的时候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去哪儿找钱呢？只好狠心接过来。
我们到了医院，大哥找到了八块多钱，父亲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几个亲人焦急地站在病床边。
我明白，这次的重担又将落在我的肩上。
病房里三个床位，每个病床都有一个病人，全是男子。我父亲是唯一的老年人。我们对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因为伤寒而住院，病情已经不怎么严重了。服侍他的是他的妻子，一个并不好看的中年妇人。
左面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据说是肚子痛，大概是肠胃炎，跟我们对面那个差不多一起入院吧，他们的病情都已经大大减轻，从表面上看已经没什么痛苦了。服侍小伙子的是一个老头，看起来很老实，估计是他的父亲。看起来，父子二人都没有什么痛苦。那夫妻二人似乎也很平静。
只有我们，一个儿子服侍一个老子，老子是痛苦的，痛苦的是他的肉体，儿子也是痛苦的，痛苦的是他的精神，他的灵魂。
我们三个服侍病人的健康的人，大家都无不尽心尽力，对自己的亲人都是体贴入微，关心备至。我相信，他们两个健康的人心里都应该很单纯，唯有我，各种滋味在心里倒不出来。
“要吃哪样？我去给你端来。”左边那个病床上边服侍他儿子的老人常常慈爱地笑着问他的儿子，生怕有点使儿子不如意的地方。每当这时，就勾起我小时候的记忆来，多年没有生病，似乎已经将小时候生病的经历淡忘了。
可是别人父亲对他儿子的温馨却让我记起了小时候那些残酷的往事。我记得有次我不小心一屁股坐在灶门前的火坑里了，我是光着屁股的，等我站起来时，我屁股上立刻冒出了大大小小很多水泡，我疼痛得不停惨叫，可是父母根本没有打算送我到医院去，他们认为屁股上的烧伤没有关系。他们让我坐在装满尿的尿桶里给烧伤的屁股“败火”，我痛得几天几夜的惨叫他们也不动容。我真怀疑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否则他们也不会打算将我送给别人。
我看着那老头精心照料着他的儿子，如同我精心照料着我的老子，我在心里想，假如我和父亲换个角色，由他来服侍我，我的父亲会像身边的那位父亲一样照顾我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简直就像一个文盲企图当国家主席一样不可能。
这是我的责任么？不敢不承认，但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父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姐姐是一样和我焦急不安的，但姐姐说她也没有钱，家里一头老母猪都快要病死了。
大哥和两个弟弟不知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还是精神已经麻木，他们居然整天嘻嘻哈哈，十分的快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昨天，我还发现他们吃了很多别人给父亲送的白糖，好像吃起来问心无愧。真是些卑鄙小丑！我早已经给他们讲过肝炎是富贵病，几乎每天不能离开鸡蛋和糖，父亲需要一直吃下去。别人送的糖他们胡乱吃了，哪有钱去买呢？每天几十块钱的住院费都没发交了，哪有钱买白糖啊！
我没有想到六十元钱只是两天的时间就在医院消耗完了。每天的
住院费和医疗费就是一百斤包谷籽，我们家又有多少个一百斤的包谷籽呢？大哥卖了几天的包谷籽就再也不敢卖了。再卖下去，父亲的病不一定能够治好，但是我们一家人却是非饿死不可。我们的大米是很少的，我们一年到头所吃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包谷籽呀！
父亲的大肚子慢慢地消失了，他的肚子恢复了正常的形态，甚至有些干瘪。他的脸色也有了一些好转。我觉得父亲只要在医院继续治疗下去，他老人家一定会好起来的。
当包谷籽确定不能卖以后，当我身上只剩下最后五块钱的时候，我用这五块钱买了一瓶芙蓉江酒，在一个月黑风不高、但下着小雨的夜晚，我提着那瓶酒去拜访在银行上班的一个长辈。他家住在乡下，好在不是十分的遥远，我在溜滑的山路上跌跌撞撞走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那个银行长辈的家。
好在他们一家人都认识我，我没有多说什么，那个银行的大叔就让我第二天去银行，他答应给我贷款两百元。啊！两百元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卖包谷籽是要六七百斤的，我不敢提出贷更多的款，因为人家知道我们家的还款能力。
父亲又在医院呆了大约一个星期，我知道，父亲该出院了，父亲出院不是因为父亲的病好了，而是因为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在父亲出院之前，我召集我们兄弟四人开了个会。我想出了一个让父亲继续住院治疗的方案，我对我的大哥和三弟说，我说我在医院照顾父亲，因为我的力气小，而且我在医院照顾父亲的时候，我还要整理我的民间文学。
因此我是最适合在医院照顾我的父亲的，我让我的大哥和三弟去背柴卖给父亲治病，因为他们的力气大，四弟也可以跟着去背一些柴，虽然力气不大，但能背多少是多少。
可是我的大哥沉默着，我的三弟也沉默着。
其实那时候是春天，更重要的是要种地，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活下去。我让他们去种地，可是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在地里欢天喜地地打闹着，他们居然还像树上的鸟儿一样快乐着。
父亲出院之前，张医生告诉我，有一种特效药要在县医院才有，告诉我可以去买一瓶来试试！
我来到县城，为了节省开支，我到姐夫干活的工地去蹭饭吃，姐夫没有问父亲的病怎么样了，反而讥讽我不应该去他那里混饭吃，一个包工头也跑来骂我随便吃他们食堂的饭。那个姓李的包工头一脸的奸诈，我忍无可忍，我说老子没有吃你的，你可以从我姐夫的工钱里面扣呀！
我记得姐夫那时候干活，工资一天有八块钱，可是姐夫一分钱也没有出。姐姐在父亲入院后给了三十块，姐姐当时还念叨，那三十块钱大概是不会还给她了，父亲仿佛只是我们的父亲，不是她的父亲。
我在县医院花二十五块钱买了一瓶“特效药”，然后当天匆匆忙忙赶回了浞水。
父亲的大肚子没有了，但是却越来越瘦，父亲什么也吃不下。姐姐悲观地背着父亲对我说，看样子父亲是好不了啦！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吧！一辈子没吃什么好的，最后的日子让他吃好一点！姐姐就三天两头给父亲买一些水果罐头。那些罐头，父亲在健康的时候从来没有尝过，在那个年代，那些罐头可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连母亲都有点嫉妒父亲了，后来母亲生病，就埋怨对待她怎么没有对待父亲那么好。
父亲出院之前，我问张医生，我们出院回家以后该怎么办？张医生说，可以剥一些柳树皮给父亲熬水喝。虽然效果不会很理想，但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我陪父亲出院那天，天气非常好。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中午，地里的油菜花漫无边际的金黄，蜜蜂在花间采蜜飞舞。
本来是很温暖的，可是父亲穿着几年前买的草绿色的军大衣依然感到寒冷。我跟在父亲身后，看着父亲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他走路从来没有如此艰难，也从来没有如此缓慢！这是父亲最后一次，他的脚步在那段山路上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