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了《宅滋中国》一书，颇有感悟。我对葛兆光先生在书中对“中国”一词的来源、古今使用情况的描述很有感想。本文主要对中国一词的来源及使用情况进行简略分析评述。
“中国”是什么，中国几千年来，每个时代的人们认识都是不一样的。当今的我们习惯的称自己为“中国人”并把自己的国家成为“中国”，当我们经常在人们的口中听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比之时，很显然，我们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在角色层面上完全与西方的对立的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当中。那么，“中国”来源于哪里呢，从古至今在使用“中国”一词时，含义发生变化没，这需要我们注意。
葛兆光先生这里所取得“中国”一词，来自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其涉及“中国”部分铭文是“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的中国可能是处于“天之中”的洛阳，事实上，在周之前有关中国概念的叙述，都是将此词作为天子所在国都的代称的。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 ，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中国概念的转变，是在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那时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称自己为中国以论证自己的政权合法性。而在之后的各朝代中，统治者虽然通通采用各自的国号作为自己天下的代称，但是中国一词始终是作为与汉、唐、宋等等语汇同时一直存在的且被采用的，其主要的目的便是证明自己的政权相较于少数民族政权所具有的正统性。而仅仅是在近代，清代除了将自己用“大清”将自己区别于西方的“夷狄”，在各种公文奏折中已经开始更多的使用了“中国”。此时的“中国”概念开始与“天下”具有重合的倾向，虽然清朝直辖的18个省依然以“中国”称之，而“天下”也保持着泛化的指称政令实施范围的含义。但“中国”却有了指称清朝疆域的用法。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中俄《尼布楚条约》 的签订。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才正式成为我们的国名，并得到世界的公认。
在《宅兹中国》一书中，作者认为“中国”一词虽然早已有之，但是“中国”意识确实是在宋代真正凸显。“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之后，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的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情况下，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 。这里的中国可能更加趋向于一种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于领土界限的划分。
宋朝年间，少数民族政权实力已经强大到能够以武力要挟汉族王朝按岁纳贡。尽管如此，中央王朝实际上在根本观念上仍然持有的是传统的华夷观念。辽、金虽然能够在军事上压倒宋，但是宋始终还是将自己置于“中国”的正统地位。这其实就是如何定位宋朝的合法性的地位的，正是在外部的压力推动下，“中国”的概念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国家相区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这里“中国”的根基便是汉民族的政权和以汉人为君主的合法政权。随着后世历史的发展，这种国族正统论也逐渐成为了占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汉人的工具，他们自认为继承了华夏的传统，采用传统的历法，并施行汉制以配合正统论的推广。因此，这里的“中国”更类似于一种合法性的象征。此时的正统论仍然只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汉族土地领域内。但是明显的是，当“中国”在近代遇到欧洲一些国家即处于我们“天下”外围的国家时，其内涵及外延显然发生了变化。
如今，我们在使用“中国”一词时需要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准确的定位。中国人由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地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天下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既可以“转化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的世界主义” ，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接受和学习外来的文化与技术，因为我们把他当做“天下”共同的路向，从而可以迅速转向另一种制度。
我对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一书中关于“中国”一词的定义进行了简单的评述。由此看来，我们在使用“中国”时，需要明白其中含义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