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岩听着古正道骂人也是笑了笑，然后他右手做剑诀轻轻划破了自己的左手腕然后开始往一个盆里面放血，放得差不多后他又施了一张符纸贴在手腕上瞬间就止了血。
然后他提笔蘸血开始甲马上画着。
据《清稗类钞·物品类》“纸马”一节记载，甲马本来叫纸马，起源于唐朝，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普及，甲马成了五色套印的彩色印刷品，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不过甲马上未必都有马，现存的清代甲马中，画钟馗、魁星、送子观音、赵公元帅的居多，这些神仙画像除赵公元帅外，都没马。如今，甲马祭神的风俗，在内地已然式微，但是在台湾，这玩意儿一直长盛不衰，通常印制精美，论叠出售，供请神、驱鬼、添财、增寿等用，叫作“金纸”或“纸金”。
是的，大师兄是准备行使神行术直接一路跑到万宁去，以他在神行术的造诣，可以轻松做到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但是他忧心师弟安危，如果去最近一处军事基地的搭乘军用直升机过去的话，最快也得要四五个小时。
于是他心一横，他以鲜血为引，在画有彩色神像的纸上施法，而后贴在自己的全身各处，为了避免被普通人看到又给自己贴了个隐身符，再吃下一把能激发人炁力的丹药，便撒丫子开跑了，预计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到。
隐身术（隐形术），又称“遁甲”、“立亡”、“隐沦”。
据《神仙传》记载，皇初平、左慈等人均擅长隐身术，可“坐在立亡”、隐匿身形。
又《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鱼豢《典略》云：“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所谓“缅匿法”即指隐身术，据此可知骆曜在长安主要以传授此术来吸引信众和聚集力量的。
总之，诸多迹象表明：汉晋之季，隐身术在方士及民间道士中颇为盛行。
不过，东晋葛洪祖师撰《抱朴子内篇》对隐身术（“隐沦之道”）评价不高，认为此术对修炼成仙了无益处，并对汉晋方士藉此异术哗众取宠、招摇过市的行为给予了抨击。
同时，他肯定了隐身术的独特作用，当遭遇兵乱危难时可护身逃匿，如《抱朴子内篇·杂应》篇所言：“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数焉。然无益于年命之事，但在人闲无故而为此，则致诡怪之声，不足妄行也。可以备兵乱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难也。”
由此可见，葛洪祖师及汉晋道教视野中的隐身术仅是作为一种外在技巧而存在，尚停留在“术”（方术、道术）的层面。
后世道教则逐渐赋予了更多的理论内涵，使之成为验证修道者素质高低的一种标志，从而推动了隐身术由“术”向“道”层面的转变和提升。
对登山修道者而言，遁甲隐身术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保护功效。
葛洪祖师首先介绍了早年学习遁甲术的亲身经历，又引《遁甲中经》谈到了施展隐身术的最佳时机：“避乱世，绝迹于名山，令无忧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阴德之时，一名天心，可以隐沦，所谓白日陆沈，日月无光，人鬼不能见也。”
这段文字是说：有人若想躲避乱世，可选择上元的丁卯日这天（名曰“阴德之时”、“天心”）登涉名山，即可隐匿身形，使他人及鬼怪不能睹见自身。
随后，又引《遁甲中经》介绍了隐身术的操作步骤：
“往山林中，当以左手取青龙上草，折半置逢星下，历明堂入太阴中，禹步而行，三祝曰：‘诺皋，大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则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着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闭气而住，人鬼不能见也。凡六甲为青龙，六乙为逢星，六丙为明堂，六丁为阴中也。”
这就是说：入山者身处山林之中，当以左手摘取“青龙”（六甲）方位上的草，折断半根放置于“逢星”（六乙）方位下，从“明堂”（六丙）方位进入“太阴”（六丁）方位，脚踏禹步而行进，并念诵祝文三遍，曰：“诺皋，大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
然后，将手中所持折草放于地上，左手取土涂抹鼻下人中处，右手持草作遮蔽状，左手伸出前导，踏禹步到“天藏”（六癸）方位下，屏吸站立，如此可隐匿形体，令他人及鬼精无法寻觅到自己的踪迹。
这类隐身符，在后世道经中屡有见载，如《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引《太上玉经隐注》曰：“太上大隐符九首，日正中以水顿服之，千日则出入无间，隐见在意，为仙人矣。”
这里的“太上大隐符”与葛氏“大隐符”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均系口服，只不过又增设了时日禁忌——择正午时分，且服符的历时过程更久（需“千日”，而非“十日”）。
不过，修炼成功后的“隐”、“显”手法却更加便捷和随意，“隐见在意”，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了率性而为，欲隐即隐、欲显即显，而不再拘泥于机械地“左旋”和“右旋”，由此可见，后世道教对隐身术又进行了理性化和人性化改造。
此外，《鬼谷子天髓灵文》也收录了两种隐身符：隐形藏体符、天隐符，根据符后配文显示，此二符的操作手法及功用与前述“大隐符”（“太上大隐符”）大同小异，当系出一源。
如该书卷上“隐形藏体符”条：“此符用朱砂，志心向北斗礼二十四拜，方执笔望北极取气，吹笔上，书符。服至七七四十九日，身形出入行走，人不见。”又，卷下“天隐符”条云：“若要隐时，书就此符，向日吞之，实时隐矣，无人得见。每月一度吞之。”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道教隐身符的应用领域不再局限于登涉山泽、防御邪怪猛兽时使用，而是延伸到行兵作战的军事实践中去。
前引《鬼谷子天髓灵文》卷上“隐形藏体符”的一项重要功用就是“百万军阵之中过，将此符用朱砂书于心一道、两臂各一道，并无妨害。须是志心记之。”
又，《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下“隐遁潜形入军围中符”条：“（符见图版2）凡欲入军行事，书此符六道，告玉女毕，吞三道，顶一道，左右手各持一道。禹步入阵，走入军中，诸军皆不见。”
东晋葛洪祖师所撰《抱朴子内篇》是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其包含的内容森罗万象、涉及的领域极为庞杂，是研究汉晋道教史及道教文献的重要史料。
前文讨论了该书《登涉》、《杂应》等篇中有关隐身术的文献记载，藉此揭示了汉晋之季隐身术经由江南方士传统，进入神仙道教信仰体系的演变轨迹。
方术与道术的融合与吸收，是历代道门中人必须面对的永恒议题，综观一千八百余年的华夏道教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方术与道术彼此交错、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痕迹。
客观的说，道教法术是以原始巫术、秦汉方术的观念传统为理论基础而改造、完成的，但道术决然不同于方术的本质特征就是黄老易为核心的道学，这是方术道教化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核心原则，也是甄别道门法术与民间巫术、法术的重要标准之一。
汉晋时期，是道术与方术的磨合期，此时江南道教大量吸收了民间盛行的各种巫术和方术，从而得以快速建构出一套形而上的神学理论体系和形而下的道门法术操作系统。
南宋时期，江南道教又开启了新一轮大量吸收民间方术的浪潮，进而将改造后的新法术充斥到斋醮科仪中去，藉此弥补由于科仪发展而带来的实践需求。
就隐身术而言，幸赖《抱朴子内篇》的载录才得以睹见其援入道教时的早期形态。
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葛洪祖师及汉晋道教视野中的隐身术仅是作为一种外在技巧而存在，尚停留在“术”的层面。
唐宋以后，道教隐身术不仅在适用范围上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而且又被进一步理性化和实践化，乃至将其从最初葛洪眼中隐匿身形、脱离险境的应急小术，一跃成为验证修道者素质高低的一种标志，从而推动了隐身术由“术”向“道”层面的转变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