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和推进。
大宋朝的吏治状况也逐渐变得清明，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有了显着的提升；同时，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整个大宋的形势呈现出一片大好的局面！
在变法的过程中，被裁撤的官员数量超过了数万人，而禁军的规模也缩减了多达二十万人。
这些措施不仅肃清了吏治、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更为朝廷开源节流，节省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财政开支。
大宋顿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仿佛重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看着短短数月之间，大宋朝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赵桢自然也是高兴不已，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虽然在变法的途中，也遭到了士大夫集团的强烈攻击，他们指责范仲淹和包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
但赵桢还是愿意相信范仲淹和包拯，认为他们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努力。
大宋朝如果再不变天的话，军费问题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朝廷恐怕就真的要发行交子，将矛盾转嫁到百姓的身上。
所带来的弊端，赵桢已经听包拯分析过，心中尚有余悸，深知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是亡国的征兆！
所以，赵祯现在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推进变法。
另一方面，包拯也一直谨记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的教训，他并不急于求成。
变法都在稳扎稳打中进行，让变法彻底落实贯彻，确保变法的可行性之后，再继续推进，而不是凭借一腔热血蛮干。
既然决定要变法，就不能再重蹈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覆辙。
尤其是变法派的人选，严格筛选，确保每一个参与变法的官员都是忠诚可靠，有能力和有担当的。
绝不能出现像吕惠卿、蔡京这等趋炎附势的小人，让变法变了质。
另一方面，作为宰相的吕夷简，眼看朝堂如此，有五个儿子，倒有三个被罢官免职。
范仲淹倒是顾及过他的面子，可包拯是一点情面都不讲，说罢官就罢官。
吕夷简心里恨得牙根痒痒，知道这个朝堂怕是已经没有他说话的权利了，继续留在朝堂之上，也无济于事，只会碍皇上的眼，于是主动请退。
赵祯虽然心有不忍，毕竟吕夷简为大宋立下汗马功劳。
可为了变法的推行，也只好同意。
但赵祯担心范仲淹和包拯的权力过大，所以没有设立宰相。
范仲淹继续担任参知政事，行使相权，加封包拯为三司户部使，掌管国库，兼任开封府尹。
晏殊为枢密使，韩琦为枢密副使，宋祁为吏部尚书，欧阳修知谏院。
朝政大权，基本掌控在变法派手中。
范仲淹和包拯此时无疑已经真正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半年之后。
范仲淹和包拯再次实施了第二条法令——限制土地买卖；严格审查官田私有化现象；重新测量土地。
大宋朝一直以来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现象非常普遍，这直接导致了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
许多贫农手中的土地不断流失，最终沦为佃农。
而土地几乎被富农和地主阶级兼并！
此外，一些官员通过各种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官田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第三，大宋的税收制度是按照人头来征收的，这就导致了没有土地的贫农和佃农反而要缴纳更多的税赋，而富农和地主阶级却能够缴纳较少的税收。
大宋的土地制度，在初期的时候，的确为大宋带来了繁荣，特别是土地的自由买卖，为朝廷带来了不少的税收。
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朝廷现在能够征收到的税收越来越少，底层的贫农和佃农承受着沉重的税赋，生活苦不堪言。
大宋的土地政策，已经让财政税收逐渐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