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珍笑:“在外面你要习惯呀,又不是鸭湾村,大家耻于谈钱,担心谈钱伤感情。
我们就要一分一厘都说清楚,省得老觉得别人占了自己便宜,自己吃了亏。
大家都是学生,都是吃国家的补贴,还有父母的生活费
算清楚挺好的。”
张红英:……所以我没有跟父母算清楚,也不完全是我自己蠢。而是那个环境就这样。沈建珍出来后,受到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就是要说清楚,要算明白。不能大家稀里糊涂,自以为心照不宣,实际上吃哑巴亏。
张红英表示:学到了。
在中国的传统社交文化中,谈钱往往被视为一件很羞耻的事。人们习惯于将金钱的话题隐匿在人情的幕后,认为过于直白地谈论报酬、花费或利益分配会显得不够大气或是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是涉及到明确的经济往来,也更倾向于含蓄地处理,用“随缘”、“帮忙”这样的词汇来淡化金钱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避免直接讨论金钱的态度,有时却会导致面和心不和。事情过后,当事人才会发现自己在不经意间承担了更多的成本或是牺牲了个人利益,而这些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认可。
尽管如此,在公共场合下维持和谐、避免冲突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中优先考虑的原则之一。
而张红英至今都没有开诚布公的跟李小芳和张小树表达过自己的不满,也是此种观念的深度受害者。
像上辈子,每次春节,张红星会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回家里团聚。
张红星一家,明明是收入最高的,回家却只带一箱水果,牛奶之类的。
张红英准备好所有年货,还要好吃好喝款待他们一家五口。
最要命的是过年,给晚辈发压岁钱的时候。
大家对于给孩子们多少金额的红包并没有事先沟通。然而又要保持一致。
这种时候,张红星因为收入较高,都会财大气粗,给每个孩子都包500元的大红包;
他掏出来两千块钱,一千五还是自己家孩子拿着的。
他们夫妻俩一共掏出来四千块压岁钱,张宇昊拿到一千。
张红英骑虎难下,也要跟沈永健一人出五百的红包。他们拿出去四千块钱,最后回来一算,张宇昊手里的红包只有两千。
而张红星家三个孩子,加起来有六千红包。
每次张红英都要吃个哑巴亏。
如果早点跟沈建珍学一学,,至少发红包的时候,她可以硬着头皮说:“姑姑和伯伯收入低,不像你爸妈收入高,我就意思一下,你们别嫌弃啊。”
盖房子的时候,她也可以跟张小树明确提出,这房子盖完了,到底是他张红英的,还是张红星的,还是各一半?
如果早就说明白了,房子是张红英的,就把房产证落张红英的名字。
如果是张小树的,将来两个人一人一半,那也要一个人出一半的钱,房产证分割开。至少要落在纸面上。
当然,如果将来要给张红星,她也不反对。但是她不会为盖房子出一分钱,并且自己会另外申请地基,盖一间自己的房子。
然后两个老人,她也不会一个人挑起重担。苏州医疗条件,可不比底下小镇子好多了?
城镇一体化之后,他们的医疗卡,去苏州也是能用的。所以为什么不让两个老人,去跟着自己的宝贝儿子,享享福呢?
张红英那些年,除了上班,回家来还要帮忙干两个老人接回来的处理塑料袋的活。
塑料高温烫过之后,总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一个塑料袋,不过能赚一分钱……张红英都记不清自己经手过多少个塑料袋了。
张红英感觉自己的观念一直在被刷新。
前世五十多年,都过的稀里糊涂,及不上跟沈建珍出来见世面的这一年多增长的见识多。
“建珍,如果我不借钱给你读书,你上了大学会不会带我出来?”张红英突然问道。她在为前世的自己找一种可能性。
沈建珍苦笑:“我的好阿姐,我有现在,一半是你的功劳。
你要是不借钱给我读书,我上高中还是有哭兮兮的吃酱油泡饭,榨菜泡饭。
上了大学,要拼命赚奖学金,拼命打工。
自顾不暇的时候,哪里还能想的到你?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基本上是中国每个读书人的想法。
在我的想法里,我首先要过好自己,第二是拉一下建兴,还有养好父母。
第三才是亲朋好友,对我有恩情的人。
第四才是去主动帮助其他人。
虽然实话说你可能不大爱听,但是,你如果没有借钱给我,没有带我赚钱,按我们的交情来算,你应该在第四批人里,但是第四批人里,你应该排第一。”
沈建珍一个字都没有哄张红英。张红英多少是有些失落的。在张红英心里,沈建珍老早就排到第一了。
原本正常人心里,都应该是父母排第一的。两世为人,新仇又加旧恨,张红英只能把亲人排倒数。
沈建珍前世虽然渐行渐远,除了童年一起长大的那点情谊,后来再没有多少交情,却是她这辈子重生后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沈建珍对情绪敏感,感觉到张红英有点失落,连忙解释:“阿英,我不是说你不重要。在朋友里,你是顶重要的。
但是养父母,那是我的责任。拉扯弟弟嘛,总归是一家人。我要是放着自己人不管,那除非是他们对不起我。否则我肯定要把他们放重要位置的。”
张红英没好气拍来沈建珍的手:“行了行了,我总不能跟你爸妈还有你弟弟争你心里的地位。你当你是什么香饽饽。”
既然说到亲兄弟明算账,张红英干脆让沈建珍再理理账,把他们这家店的开支也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