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着名的要数成功刺杀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和流氓大亨张啸林。
傅筱庵投靠日本人，当上了伪上海市长。戴笠本来不想干掉此人，而是寄希望于借助他的力量，寻机刺杀汪精卫。
戴笠为何有这样的奢望呢？在他眼中，汉奸们都是唯利是图的人，只要开出的价码够高，就足以使其为我所用。
戴笠派了两个少将级别的高级特务，到上海找傅筱庵商议，诱使他为军统做事。戴笠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却没有正确估量形势。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正盛，国民军在正面战争一败再败，根本看不到何时能胜利，你军统出钱再多，一旦事泄，连命都没了，谁还在乎你那点钱。
傅筱庵果断向汪精卫举报，反过来诱捕了两名特务。戴笠又恼又悔，没奈何，只好指示陈恭澍尽快解决傅贼。
陈恭澍立即组织人刺杀。若一开始就秘密刺杀，可能还好办一些。两名少将特务一联络，弄出这么大动静，打草惊了蛇，傅筱庵生怕军统报复，换了住所不说，出入还带着不少保镖，经过闹市区还要乘坐装甲轿车。陈恭澍组织了好几次刺杀，都没能成功，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刺客冲到近处打了两枪，却被保镖挡了子弹，刺客当场被抓，无法逃脱后，刺客举枪自杀。
正当陈恭澍苦恼时，手下的行动大队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他们在傅筱庵家中找到了一条内线。这名内线叫朱升，是傅筱庵最信任的仆人。朱升早年随傅筱庵之父为仆，主仆感情非常深，他一直伺候年轻的傅筱庵生活。傅父临终时，专门交待傅筱庵一定要照管好这个忠实的仆人，同时还向朱升托付，要伺候好傅筱庵的起居生活。后来朱升一直跟随傅筱庵二十多年，专门伺候他的饮食起居，与傅筱庵的关系无人可比。
忠义之人必有忠节。朱升虽然只是个身份卑下的仆人，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对傅筱庵投日当汉奸很不齿，多次劝说傅筱庵反正，不要遭世人唾骂。
傅筱庵对他的话总是不听，朱升反复规劝而无果，心情极差，忧郁苦闷。他工作之余，经常到傅家附近一家酒馆喝酒解闷，言谈中和酒保、跑堂的说起来傅筱庵投敌，流露出很大的愤怒之情。这家酒馆正是军统在傅宅附近设立的暗桩联系点。于是趁机接近朱升，慢慢将他说服，请他一同锄奸。朱升答应他们，提出最后再劝一次傅筱庵，如果不听就一同刺杀他。
陈恭澍推行情报、行动一体化，这一组行动队的人员这才能主动刺探情报，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说是对陈恭澍工作的肯定。
朱升回去再次劝说傅筱庵，傅筱庵只是笑笑，说您老根本不懂军国大事，还是不要再来讲这些无用的话了。
朱升又急又怒，终于定下杀心。军统特工大喜，本来想让朱升拿一把枪结果了傅筱庵，但朱升不会使枪，仓促教会他，临场也容易发生意外。而且用枪极容易引起保镖注意，朱升不好逃脱。最终商定，朱升反正出门入户很便利，直接让他用菜刀杀之。朱升按他们的策划，趁半夜傅筱庵熟睡时，摸进卧房，三下五除二用菜刀结果了这个大汉奸。随即施施然骑自行车出了傅家，在军统特工接应下，找了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度其余生不题。
傅筱庵之死引起汪伪政府巨大震惊，李士群深以为恨，他知道此事肯定不是单纯的义仆刺杀主人，背后必然有军统黑手，于是再度发动对军统的攻击。
一时间日伪、租界警察、76号特工纷纷出动，大规模搜查军统潜在的联系点，企图把军统骨干分子第二次铲除。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军统理应暂时忍耐，先把自己保护好才是正理。但戴笠得意于前方特工连连做出的成绩，认为形势一片大好，连续向陈恭澍下了两个指令，正是这两个不切实际的指令，让上海区陷入灭顶之灾。
第一个指令是刺杀日本军人。
为啥有这样的指令呢？当时有人提出，不能只把暗杀对象定为汉奸走狗，而应把他们背后的主人——日本人也作为暗杀对象，以打击日、伪之嚣张气焰。
陈恭澍暗暗叫苦。其实苏渊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杀日本人不是不行，日寇与我不共戴天，理应诛之。但上海的敌我力量根本不对等，留在上海的特工力量极为薄弱，拿有限的家底和敌人硬拼，太不值了。
况且普通日本军人的影响力远不如傅筱庵、张啸林这种大汉奸，拿有限的资源猎杀这些价值不对等的目标，实在是极大的失策。
但军令一下，绝不容改。
陈恭澍只好下令行动组伺机诛杀在沪日本军人。特工们纷纷出击，一开始颇为顺利，因为普通日本军人毕竟没有防暗杀的必要，行走在大街上都是不设防状态，特工们一击必中，经常得手。
连续出了几件暗杀日本军人事件后，李士群意识到这又是军统在搞鬼，于是联合日本宪兵队进行反扑，几乎每次遇到街头袭击，76号特工总部都及时应援，数十名军统特工在交战中命丧当场。
陈恭澍刚刚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军统力量，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第二个指令，戴笠命令上海区策动工人运动，目的是扩大声势。这个命令非常无厘头，后世学者提到这一节时，都无法理解这个行动的必要性。军统向来是和工人运动作对的，替国民党、蒋介石残杀过不少工人领袖，此时反要来搞工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或者戴笠纯粹是心血来潮，从中共当年在上海搞大规模工运从而占据政治主动权中汲取的灵感。
陈恭澍感到难以执行，军统向来在工人组织中没有安插过内线，仓促间很难打入。而且扩大活动面后，工人组织中鱼龙混杂，难保军统交通员不会增大暴露风险。
但戴笠不管这些，一边下令强制推行，一边忙不迭地给上海区拨付经费，要他们尽快搞出点动作来。
陈恭澍只好硬着头皮上。
搞了一段时间后，虽然打进去几个小特务，但广大工人对发动工运不感兴趣。不是说工人失去革命热情了，而是现在处于敌占时期，敌我矛盾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关系，出去搞罢工、示威立即会遭到屠杀。陈恭澍悻悻然不知如何向戴笠交差，好在戴笠过了心血来潮那股劲，也不再过问，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但世上之事往往是做者无心，盯者有意。
军统扩大活动范围后，消息很快传到李士群的特工总部，76号的特工顺藤摸瓜，抓住了军统活动的踪迹。加上前期大规模暗杀日本军人，行动组好几个骨干分子被摸准了行踪。李士群亲自指挥特工进行了大搜捕，一举擒获了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副队长万里浪，后者当场叛变。
万里浪在76号是专门对付国民党军统的，无比残酷、无比凶恶，又了无节操。万里浪叛变后当即供出大批军统特工联系点，76号特工根据他提供的信息，破获了上海区一处核心联系点，生擒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并在那里得到了区会计的账目表，上面记录着上海区所有特工的账目支出，以及相关活动信息。
76号随即与日警、宪兵发动规模空前的搜捕，日军方面还出动了军队配合，一副大战又将开打的样子。军统局根本无以应付，大部分特工都被抓捕，在绝对的劣势面前，军统人员连反抗都放弃了。
陈恭澍本人提前接到警讯，立即去找齐庆斌商议，结果自投罗网，也成了76号的俘虏。
76号这次大获全胜，把军统局在上海的十个部门、八个行动大队、五个情报组的人员名单全部登报公布，所有抓获人员先劝降，再审训，其中一部分人在王天木等人劝诱下叛变，一部分被关押，少部分坚持不降的骨干分子被屠杀。最后，连陈恭澍都带头叛变，供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情报，76号据此再进行深挖，把军统在上海的老根彻底拔了个干净。
至此，戴笠在上海苦心经营的特工组织全遭破坏，连同上次王天木叛变造成的损失，军统特工损失多达千人。
此事发生在1941年11月，军统势力在上海荡然无存，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再也没恢复任何情报、暗杀能力。
被杀的军统骨干中，不乏刺杀日军的有功之人。
比如我们提到的那位死囚蒋华安。蒋华安是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队长，在他主持或亲自行动之下，不少日本占领军被击杀。
按照戴笠制定的原则，击杀日本军人要遵循以下原则：
1以身着军服的单个日本现役军人为格杀对象，不论其军阶高低、官职大小，无须事先奉准或报备，得手便当场干掉。
2其执行地点，以日军占领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
3尽可能避免殃及我国居民安全。
蒋华安率第三大队屡屡出击，先后组织了50多次刺杀活动，杀死日本军、警40余人，重伤20余人。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刺杀日本工部局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
赤木亲之，1941年被杀时45岁，日本广岛县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此人虽不是现役日军，但他自1938年5月起兼任公共租界警务处日籍副总监，实际掌管工部局的警务工作，主要职责就是打击军统，犯下累累血债，多名军统特工栽在他的手上，可以说，是一个凶残的刽子手。所以他虽然不是日本现役军人，还有外交官的身份，军统还是决定对他实施制裁。
负责制裁行动的仍是蒋华安的第三行动大队。组长李正梁（化名李亮），副组长叶东山亲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和杨景文等 4 人，前往愚园路埋伏，叶东山担任现场指挥。
此事发生在1941年6月17日。那天赤木亲之和妻子礼子乘车汽车驶至地丰路与愚园路的交叉口处，忽然一辆排子车被早已埋伏于此的杨景文推出，挡住了赤木汽车的去路，汽车被迫刹车停下。
周振芳、俞森林迅速冲到车近前，朝车内开枪，不料赤木的妻子连惊带怕，扑到赤木怀中，枪弹都打在她身上，而未击中赤木的要害。赤木只受了轻伤，此人危急之际爆发出凶蛮本性，冲出车外与特工俞森林扭打起来，其他特工对他又开3枪，击中头部和腹部，赤木这才倒地毙命。
与赤木缠斗的俞森林因抽身稍迟，被特警看见并追上，在百乐门饭店前被抓捕。
赤木是日本人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最高领导，他的死无疑给了日本占领当局沉重一击。故此案由工部局警务处会同日本上海宪兵队协力办理，对军统上海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
76号对军统第二次大搜捕中，蒋华安的第三行动大队未能幸免，整个大队60多人，只跑了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抓。
蒋华安是多次刺杀行动的主持者，日本人对他极为残忍，多次用酷刑折磨他。军统方面动用各种关系，对狱中军统同仁进行营救。大概是打通了周佛海的关系，蒋华安没有被杀。1944年，军统将其营救出狱，但76号特务在日本人授意下，暗中追杀蒋华安，蒋华安不幸罹难。
纵观戴笠在上海区的作为，虽然极大震慑了日本、汪伪，以及社会上一些汉奸分子，但其总体运筹实难说得上有力，刺杀日伪分子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而且军统上下之间互不信任的状况，在恶劣环境中全部暴露出来，王天木和陈恭澍一夜之间投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戴笠的人品有所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