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课，和以前一样，常遇春在打完预备铃以后就捧着几本书，两支笔，逆着一阵忙乱和喧哗，走出了教室后门。他拉出了推到桌子下的椅子，坐在了放在教室后门口的位置，安安静静。
前两天夜里在办公室做治疗训练的时候听李如海说这套桌椅放在走廊太碍事了，过几天要搬到杂物间里。
有一套桌椅将要离开教室常遇春的手无限地贴近桌面，却没有接触，手缓缓划过，什么也没带来，什么也没带走。
有一个人已经离开了他的生活
说是离开，可它和死亡有什么区别，等这套桌椅一撤，还有什么证据能去证明证明曾经有个那样的人来过？
没有，他就像是死了，在如往常一般的单调生活里，毫无征兆地死去了，什么也没来得及留下。
上课铃响起，常遇春短短地叹出一口气，一只手撑着腮，一只手随意地摆在桌子上，书本和笔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中间。
他与他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交流并不多，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与他没有什么牵扯的人，为他打通了一个电话，为他去争取，去抵抗，为他死去。
这值吗？
这不值，常遇春自认为自己配不上他的大义，可这仅仅自己认为的，对他来说，这值还是不值？
常遇春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那个夜晚，在走廊上，有人叫住了他，与他并肩，说了些话。
一旁的门框内，说静也静，学生们齐齐闭着嘴，安分地坐着，说吵也吵，有个人站在讲台上，如雷霆过境。
常遇春小心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根棒棒糖，是小心地，不是偷偷地，他把糖含在嘴里，翻开了书本。
答案很重要吗？难道一定要分个对错，理一理脉络，再问一句可不可惜，值不值得？
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他啊，那个英勇大义的少年，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答案，他不在乎答案，他不屑于制定答案。
有些问题，白卷，就是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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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恢复如初，一场雪，来得急，融得快，匆匆似一阵披了白衣的风，等到那些被生活扬鞭追打的人们终于愿意静下心来，瞧一瞧身旁时，那阵风啊，已然消逝。
市区八中，一所公办初中，面积并不大，几栋楼，一个标准操场，从外表来看，平平无奇，但有些东西，并不能光看外表，披着羊皮的也可以是狼，穿着西装的不一定是人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短头发，白白胖胖，一米八左右，他以转校生的身份前来报到。
转学可不容易，这里打打招呼，那里送点东西，几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被一条说不清道不明的线连在了一起，有人笑着脸出力，心里却在哭丧，有人不情不愿地享福，实际上乐得不行。
父亲皱着脸，这些日子跑来跑去，手机不离手，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得拨出去，接起来。一次出去喝酒，喝到了深夜才回来，在卫生间里吐得直不起腰，母亲没有责备也没有劝，只是陪在他旁边，任他发疯。那时男孩靠着卧室门，从门缝渗进的光如荆棘般甩在了他的脸上，不疼，男孩捂着胸口，不疼？
男孩什么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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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常遇春早早地回到教室，他没有从前门进去，而是直直地经过前门口，停在了后门。他把门旁的椅子扣在桌子上，双手抓住桌沿，抬了起来，他要把它搬到杂物间。
这是他主动揽的活，让别人来，他不放心，更不安心。
桌椅蛮重的，常遇春抬着它，又不仅仅是它，他还抬着些别的东西，比桌椅更重。
“需要帮忙吗？”
“不用。”
问话的人是谁？常遇春不知道，他没有扭头，甚至没有仔细去听，像一个送殡的队伍，一个人的队伍。
王雅琪往墙边靠了靠，看着从自己眼前走过的常遇春，她急匆匆地追来，现在，又不作声地站在一旁。她看着这个微微垂首的少年，他像骤雨中的一叶浮萍，随时会颠覆。
突然，常遇春停下了脚步，停在了她身旁两步的位置，他抬着桌椅吃力地转过身，眼镜滑落，卡在了鼻翼上，有些滑稽，可无论是他还是她，谁都笑不出来。
“谢谢。”
王雅琪怔怔地眨眨眼，她摇摇头，半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