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程相续，创立洛学一脉以来，洛学便成为了奠定宋明理学基础的重要学派之一，然则在杨时活动的北宋年间，洛学虽然在士大夫之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却由于涉入了朝堂之上激烈的党争，致使站在旧党立场而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的洛学，在北宋中后期两度遭遇官方的明文严禁，受到重大的打击。
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赴浏阳知县任上，绕道洛阳，经游酢引荐，拜入程颐门下，此时正是在洛学第一次遭逢宋哲宗打击，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而由元佑年间直至宋徽宗即位之后，虽然程颐其间也曾有过短暂的遇赦复官的经历，然而却又旋即被追夺官爵，可以说迄至程颐逝世之日止，洛学为官方所禁的厄运，一直未曾解除。
宋徽宗放弃“建中靖国”的路线之后，对于洛学的打击，较诸哲宗皇帝更为严苛，甚至于“于是有旨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学”[3]，禁绝讲学，而且将他的弟子如尹焞、张绎等“遂下河南府体究”[4]，并且“尽逐学徒”[5]，这次学禁足足持续了二十二年之久，一时之间，形成了“其（程颐）立言垂训为世之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6]的局面，杨时置身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坚持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成为了散布天下的洛学士子心目之中的中流砥柱。
这段时间内杨时的主要著述精力，放在了对二程语录的整理编纂以及对于程颐的《伊川易传》的校订上面。
由于洛学遭禁，朝廷又下令尽逐程颐门下弟子，是以一时洛学弟子，散布四方，而朝廷又禁绝洛学公开讲习，由此造成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洛学学说的传播只能由散布各地的弟子之间私下口耳相传。
程颐在讲学之时，有时常会举些“迂恠之论”[7]以作为弟子们的反面例证，而在当时那种传播洛学不得不采取的口口相传的间接传递之中，在缺乏可靠文本记录的情况下，这些杂于正论之中的言说，却是难免“学者渐众，殊不可晓”，于是出现了杨时所忧心的“先生语录传之寝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处”[8]的境况，是以杨时认为在这种时候，他作为程门最正统的传人之一，有责任对于二程语录“收聚删去重复与其可疑者”[9]，然后与游定夫、胡康候以及洛中“朱教授”等曾经当面与闻二程教诲的学者们“候寻便以书询求，异时更相校对”[10]，然后再“稍加润色，共成一书”，希望能够借此厘定清楚真正正统的程门之学，使之播扬天下，“以传后学，不为无补”[11]。
在洛学迭逢打击，学者四散的情况之下，杨时此举，无疑对于保存二程真正学说，保证洛学学者能够在当时的条件得（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