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让卫兵找来些充饥的食物：几块白菜猪肉夹馍，一碟花生米，几根长葱，还有一小罐白酒。两个人边吃边聊了起来，聊话中阿木尔从柳青的叹息声中隐隐感觉到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已深恶痛绝——南京一套，地方一套，多数将领已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了，这个内战其实打不打，谁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蒋王朝必是不保了。
阿木尔打定了主意只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轻易不表达任何政治立场，不谈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也不说共产党。这样的目的是要试探柳青的立场，踢破他的心理防线，伺机而入。
鸡鸣叫晓了，两个人不知不觉聊到了天亮，阿木尔起身要离开，柳青挽留并邀他家一聚，阿木尔恭敬地说：“改天吧，要在银川待两三天，一定会再聚。”
柳青唰唰在信纸上写了几个字，提给了阿木尔，并说：“你以后找俺拿着这种字条给警卫就行。”上面写着：见字如见人，不得阻拦——落款人秦川。
阿木尔接过字条小心翼翼地塞在衣袖里，作了一揖！柳青把阿木尔送到警备大门外，就转身进去了。而阿木尔转头去了客栈，找到银川地下组织联络点，商讨下一步是否要策反柳青。
第三天，阿木尔约柳青在一个路边茶水店见面，阿木尔开门见山就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银川之行的目的。然而这一点并不令柳青吃惊，就他那军人十拿九稳般的直觉，就在枪口顶着阿木尔脑门和被匕首摸着自己脖子的那一刻，已经感觉出阿木尔是共产党了。
柳青是参与西安事变的人，他的抗日爱国主张正好吻合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对共产党的好感一直深深埋在心里，只是身不由己，更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然而这不代表柳青要投奔共产党，他心里十分痛苦，一直信奉的三民主义被蒋介石变成蒙骗国人的幌子，不忍看到国民党覆灭的那一刻，但站在民族和国家的大义上，他为中国有共产党这样真正为民族解放和复兴不断奋斗的党感到欣慰。令他更痛恨的是军统特务无孔不入，残害忠良，扰乱军心，包括他自己的家人都在军统特务的监视中，稍微不留神就会被审查盘问，甚至还编造出种种子虚乌有的“事实”来诬蔑栽赃。
柳青去见阿木尔也十分小心，将地点选在城巷里一个路边搭棚的茶水摊上，还乔装成一名市井无赖的样子，真适合那种地方的穿着，不易被特务跟踪，而且说话的时候尽量声音压低，把帽檐拉过眼睛。对于阿木尔的意思，柳青不能马上给出答复，他需要好好想想，虽然他痛恨那些败类，但实在不想背上背叛党国的骂名。
而阿木尔为突破柳青的心理防线，不时在心理上给其下猛药，用“民族和国家之希望”刺痛柳青，让他感到不安和愧疚。阿木尔说服柳青那不是背叛，而是俊杰识时，尽力所之能减少荼毒生灵的战争。
在阿木尔再三劝说下，柳青答应提供银川的军事情报，并在时机成熟时率部起义。当然，阿木尔也答应秘密保护其家属的安全。为方便起见，阿木尔把一名同志安排在柳青身边以方便传递情报。
柳青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他的民族大义最终战胜了那些心中的隐隐之痛。从1946年到1949年三年间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1949年柳青率部起义，国民党银川城防瘫痪。不幸的是在银川解放的当天，柳青胸部中弹壮烈牺牲，那年他正好49年。
他完全把一身献给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虽然他是国民党，但民族大义让他选择了共产党。历史证明他选对了，他如许许多多的革命人，成为了国家大厦上的一块坚硬的瓦砾，也许没有几个人能知道他的名字和他做过的事，但他无愧是中华好儿女！
银川任务完成后，阿木尔马不停蹄向阿拉善驶去，犹如一只回家心切的山鹰。
远离关内的草原牧民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内战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将会被历史带到真正具有尊严和自由的人的生活，再也不用为那些靠着棍棒作威作福的王公权贵们放牧了。
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这场巨变，不论草原牧民，还是关内的劳苦长工，都预示要卸掉身上那沉重的三座大山了。
草原的春天，天气依然寒冷，零星的树木光秃秃的，像一个个苦修的僧人，地上的草皮只干剩下具尸体，还被积雪封冻着。时不时从西北卷来的狂风把真个草原弄的漫天黄沙，走在草原上的任何人，都要把眼睛、鼻子、嘴巴和脖子裹得严严实实，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被刮的摔跟头；枯草丛里还隐藏着“草原杀手”——荆棘，若不经意踩上去，就跟趟进火坑里一样，尤其荆棘的弯钩刺，扎进小腿肉里疼痛难忍，非使很大劲才能拨出来。
最近几年，草原几乎很少能遇见猛兽，比如狼、豹子之类的。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大抵是战争的缘故。虽战场并不在草原，但隆隆的炮弹声把那些草原猛兽逼到罕无人迹的地方去了，如果在行途中不带干粮是不可能猎捕到动物，甚至连只兔子都不易发现，它们像从人间蒸发了似的。空旷寥寂的上空，还总盘旋着老鹰或秃鹫的影子，发出哇哇悲壮的叫声，它们俯冲的姿势就如昔日鬼子军轰炸的飞机一般可怕，在苍空中画出长长的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