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参加工作，或参军、升学、晋升职务，或出席一些会议、培训班，甚至迁移户口、在外住宿等，都会被要求填写相应的表格，表格里都会有一栏“成分”。
成分的正式名称应该是“阶级成分”，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属于哪种社会关系，表明谁是“阶级敌人”，谁是“自己人”。
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一决定标志着全国农村开始划定阶级成分。
这一决定表明，阶级成分是根据对土地占有情况和生活方式来划分的。
具体分为：1贫（雇）农、2中农（又细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中农又称大佃农）、3富农、4地主，计四种六档。
其中贫（雇）农、下中农合称“贫下中农”，是自己人；地主、富农、上中农（大佃农）合称“大地富农”，是阶级敌人；中农是“一般劳动人民，可依靠对象”。
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范围内的土改已基本完成，农村的阶级成分也相应划分完毕。
而城市人口的阶级身份划分，则是在农村成份划分完毕后才开始的，和社会主义改造一起推进。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确定“利用、限制、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方针。
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先后实现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同时城市人口也被划定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分，主要分为：革命干部，工人，城市贫民，小商贩，手工业，小业主、资本家、工商地主等。
其中革命干部，工人，城市贫民是自己人；小业主、资本家、工商地主是阶级敌人；小商贩，手工业是“一般劳动人民，可依靠对象”。
至此，全国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标签：阶级成分。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阶级成分划定以后，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内的全体成员都是这一个成分；添了新的成员后，如新生儿，也继承这一成分；家长死了，家庭成分保持不变。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由此，阶级斗争、阶级成分和出身论全面终结。
想想，阶级成份持续了近三十年，何大清能不为此煞费苦心。
一个不好，弄到个什么不好的成份，那可是影响差不多一辈子的事儿。
值得一提的是，运动中都批斗最惨的一群人，也就是所谓的“黑五类”，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
这些子女在文革期间受到歧视，影响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恋爱和婚姻等方面。
如果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打上了“五类分子”的烙印，不但本人，其家属子女也必定受到牵连，正常的生活秩序都会被打乱，时时生活在惊恐之中。
出生于这些家庭的子女，始终笼罩在这个黑色的“光环”中，自然有一种人人自危的自卑情绪，尽量夹着尾巴做人。
各种评先、选优、招工、参军、提干，都与他们无缘。
也有一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并树为典型，但那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