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辽东外患并存的，是明朝更为严重的内患。
在土地兼并、天灾不断、士绅盘剥无度的影响下，大明内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遍布全国。
最后灭亡大明，攻入大明京师的也正是这些农民起义军。
但要说祸害大明百姓最严重的，还是要数渗入到大明方方面面，从方方面面祸害大明的东林党。
把明末所有天灾加在一起造成的影响，都不及东林党造成的人祸之害。
东林二字起源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罢官回乡的顾宪成兴办的东林书院。
顾宪成和一批士大夫们标榜自己为儒家正统，站在道德制高点在讲学过程中对时政进行批评。
当时明朝政治腐败，万历皇帝长期怠政，朝廷在矿税、立储等问题上乱象丛生。
东林书院的这些议论吸引了很多有正义感的士人关注，但对东林书院最感兴趣的，还是基于东林党言论中有利益相关的江南士绅阶级。
东林书院有关经济方面的言论中，包含主张减轻江南地区的织造供应负担，降低商税征收避免商业被抑制，反对过度盘剥商人等。
这些都是与商业绑定深刻的士绅阶级利益直接相关的。
渐渐的，这些江南士绅们的子弟便加入到了东林书院中，在朝中为官的士绅子弟也以此为纽系结成了利益同盟的党派，明朝的政敌通常称他们为“东林党”。
这些出身富贵，家中多经营有商业、农业、矿产等产业的东林党人，之所以能迅速组成同盟，就是因为能够在朝堂中为家族寻求政治利益。
他们一方面强调道德正义，一方面借道德正义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官不与民争利”。
但是在实际中他们所主张的民却不是指劳苦大众，而是指他们这些东林党人的家眷和他们家眷名下经营的产业。
不仅坚决反对征收商业税，还极力维护官绅阶层在土地兼并中的利益。
反对朝廷以强硬手段清查地主阶级名下的土地以明确赋税，并且为官员争取更多的土地免税额度。
朝廷的每一道政令都是需要各级官员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贯彻执行的。
但这些利益同盟的东林党人遍布大明各级衙门，他们如若坚决抵制，就是皇帝一意孤行强行下达了政令也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这就导致明朝的财政收入极不合理。
该征的征不动，不该征的劳苦百姓却往死里征。
于是在摆烂的万历皇帝死后，天启帝扶持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开始强势打击东林党人。
魏忠贤总督东厂，后又掌控锦衣卫等厂卫机构，利用这些大明双刃剑监视、审讯、罗织罪名开始迫害东林党人。
并扶持选择站队阉党，或者说站队皇帝的官员贯彻政令，大力征收工商税。
东林党多为江南士大夫利益代表，自然反对征收工商税，而魏忠贤不顾他们反对，坚持征收。
并且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级税务官员，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
如果这些官员没有完成征税任务，或者被发现有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等行为，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前提是这种行为没有得到魏忠贤的许可。
另外也将罗织罪名用到了这些士绅、富商、地主、矿主等富产阶级身上。
只要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完成魏忠贤给他们这些税务官制定的任务，什么严刑酷法都能用上。
传闻为了从富商身上压榨出钱财，魏忠贤的鹰犬会将富商放在锅里烤，说出一处藏钱的地窖，就撤去一把柴火，直到脚底板的肉烂熟了，那也就交代出所有藏钱的地窖了。
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魏忠贤，自然称不上什么好角色，但他掌权期间从未短缺过辽东的军饷。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皇帝，大明亡了，一切就都完了。
但富商和士绅们只要有钱，只要黑了良心，给谁效忠都不妨碍他们的富贵。
但从这一点来看，魏忠贤一介太监都比这些满嘴标榜“道德仁义”的文人看得通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