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的是，刘弘毅看中的就是他的“大胆”。
所谓“解放思想”，很多时候，其实和个人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那种生性谨小慎微，恪守规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你再给他做思想工作，讲大道理，他也不敢做什么出格的事，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萧规曹随，等着别人先干起来，没有问题，自己再跟着干。
并不是说这种性格不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和高度闭合的环境里，这种性格很好，是非常合格的“螺丝钉”，上等“牛马”。
但在目前这个时期，刘弘毅需要一批敢打敢拼，敢为天下先的干部来充当壮安各个区镇各个部门的领头人。
加上陈解放只有三十二岁，仕途上还有比较强烈的上进心，也是他敢打敢拼的动力源泉。
要是那种五十几岁的“老干部”，没有了多大上升的空间，一门心思“躺平”，哪怕刘弘毅以县委书记之尊，也没办法“强迫”他们动起来。
不过在干部班子配置上，刘弘毅也讲究一个合理“搭配”。
青桥区的区长，就是一位年近五十岁的老干部，性格沉稳，刘弘毅希望他能时不时给陈解放踩一踩刹车，提一提意见，不要头脑过热，冲得太猛。
刘弘毅一行，先到了青桥镇。
陈解放率领着区里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在区公所院子里迎候新任县委书记。
是的，在县辖区存续的这个时间段内，为了区别于市辖区，县辖区的机关驻地，称之为区公所，而不是区政府。
和地区行政公署一样，算是县政府的派出管理机构。
镇和公社才是正式的政权建制。
在刘弘毅的记忆中，明年，全国的公社就会改成乡政府，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等到九十年代中期，撤区并乡工作全面落实，二十世纪初期，绝大部分地区改为地级市之后，政权管理体系，就会变成后世人都熟悉的那个“省—市—县—乡”的“版本”了。
好在刘弘毅对两个管理体系的“版本”都非常熟悉，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之处。
在青桥区公所吃了中饭，稍事休息，刘弘毅便召开青桥区负责干部大会，听取青桥区，青桥镇以及其他几个公社主要负责人的汇报。
大伙儿汇报的时候都比较紧张。
因为他们看到，刘书记从公事包里拿出来一大摞的“信纸”，虽然他们看不到信纸上写着什么，却也能猜得出来，这肯定是他们前段时间交给县委的工作总结报告。
没想到刘弘毅会跑到青桥区来过年，还把他们亲笔写的工作总结报告带过来了，对着总结报告听他们汇报。
谁的汇报内容要是和工作总结报告不符，恐怕刘书记就要问个为什么了。
到底是你工作报告在乱写，还是你现在在乱讲？
个别负责干部紧张之下，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新书记别看年纪轻轻，下手是真的“狠”，才来几天，就把县委班子和县政府班子换了好些人，韦应秋直接就抓起来了，据说要判刑。
这样的狠人，谁不怕？
当此之时，刘弘毅特意带着韦应红一起过来，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什么作用呢？
当翻译！
别怀疑，1982年这个时间段，壮安绝大部分基层干部，普通话水平都是非常“塑料”的。
没有韦应红这位本地人当翻译，刘书记是真的听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