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时代：
（1）技术上，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等一大批新兴学科和技术正在以人类工业史上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至少可以完全重新塑造20世纪的剩余时间以及21世纪的全部世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不论是热带雨林中的部落领地，还是南、北极的科考站，甚至是太空中的空间站，它们都会被塑造成全新的样子。
（2）技术之外，实际上在经济上依靠能源出口获得外汇收入的、在民用技术上强烈依靠引进外来技术的、在政治上经常发生非正常更替且可能长期处于“老人政治”状态的苏联，在可见的将来里将长期处于弱势甚至会走向更弱势的方向。
我不排除苏联会面临更危险的境地，并且认为苏联可能会在十年之内就迎来两种可怕的命运，但我和希羽组研究所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无意促进或阻止，因为我们都清楚这是历史的必然。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上述三个学科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所将迎接越来越多的、使用英语的同事，希羽组研究所将会成为一个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科研机构。
只是，我们在缔造新的科研秩序之前，首先要承认并且接受一个英语为主的科研秩序——这要求研究所的所有人要学习英语为主的外语，至少在在未来的五十年内这样的方针应当还是可靠的。
不过，即便我们已经选定了这样的方向（但我们随时可能因为实际情况发生改变），我们仍旧要接受我们还在这样的时代里——
这个力量孕育并成长于极其深厚、极其强烈的封建化的学术体系，必须用更高效率、更人道的新制度去取而代之。
然而，虽然我们对这一体系的挑战目前仅仅是以研究所内的改革为表现形式，但我们已经遭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威胁
对此，如果化用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对手还拥有一架能够同时在国内外的学术共同体内部发挥影响力的、经过精心制作的、庞大的组织机器——这部机器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持久性，操纵这部机器的人，他们采用地下方式的技巧和经验是史无前例的。”
“对其而言，人类社会浩瀚的客观事实，不是作为不断衡量和改进思维的参照系，而是作为一个用来人为地、随意地选个别现象去支撑其早已形成的思维的百宝囊。这种对待客观事实的态度与我们恰恰相反。显然，这里所描绘的并非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前景。”
“然而，如何面对这样的敌对力量无疑已成为我们对外事务中从未经历的最大挑战，恐怕也将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是我们目前的政治和政策设计者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对此，我们必须以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们解决重大战略问题时的全面、慎重和小心对待。并在必要时于战略计划层级做出同样大的努力才能处理这个问题。
至于答案是什么，在这里我是无法提出的。
但是，我希望能借此明确地表述我的观点：我们完全具有解决这个难题的力量，而且完全可以避免采用一场大的战争的形式。
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向本文的所有读者讲述一个发生于美国的真实历史事件——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古生物学界的两位巨头为争夺学术话语权，动员了自己的学生开始不断进行恶性科研竞赛。
除了相当一部分存在严重错误的上千篇论文和对应的、不一定正确的化石之外，这群人还把整个古生物学界弄得乌烟瘴气。
在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化石战争”期间，两方都犯下了大量罪行，包括但不仅限于：
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多次使用污言秽语进行人身攻击，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学术争端中长期发表大量低级错误频出的科研成果，制造大量的学术不端行为；
把完整的古生物类群拆开打散，把不同的古生物物种归进同一个“分类垃圾桶”；
多次对古生物的命名出现低级拼写错误；
把学术争端变成行政层面的派系斗争；
从导师到学生再到工人一起，偷窃、盗挖、破坏甚至炸毁对方持有的化石；
意图动用军队从物理上消灭对手，并真的造成了一批流血事件，蔓延了大半个美国国土（两人都是美国本土学者）。
最终，双方的争端直到两个学术集团的带头人于19世纪末先后去世才告一段落，并且仍旧为整个古生物学界留下了隐患。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我不希望希羽组研究所卷入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化石战争”。
但从最近我仍旧遭到的一部分刺杀来看，有人显然不希望这场从我的成果没有受到应有的荣誉开始不断恶化的矛盾，在今年早些时候阶段性的缓和之后趋于平静。
也有人意图以此将希羽组研究所的改革——而不只是希羽组研究所本身——扼杀在摇篮里。
对此，联席会议希望通过我去对这些人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们不好战，但绝不怯战！
而我个人则有意补充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
第二句话是：我确信——在当今中国，这些反对者的声浪在希羽组研究所提供的、十万美元起步的高额贷款面前是一文不值的。
第三句话是：希羽组研究所已经有了更大的创收计划，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因此研究所有望在1984或1985年发放规模更大的年度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