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燕京各大高校进入了考试季。
陶玉书最近为了准备考试，回到家中便闷头学习，经常一学就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多钟，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吃了早饭又精神抖擞的去学校上课。
跟她这种天生就带着学霸基因和卷王属性的人比起来，林朝阳就咸鱼多了。
不过再怎么咸鱼，临近期末这段时间，他还是不得不紧张起来。
他现在好歹也是燕大图书馆系的函授生，平时旷课、摸鱼就算了，考试要是再不过，那就说不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燕大的学生们也都在忙着准备期末考试，校园里的喧嚣也因此沉寂了下来。
图书馆的人比平时更多了，不过比往日多出来的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习的，林朝阳他们借书处的工作量倒是一如既往，没有增加多少。
这天他正抱着教材啃的时候，传达室谢师傅到借书处来说有电话找他。
林朝阳接到李曙光的电话，听他在电话里说了一会儿，面露沉吟之色。
“笔名这个问题我之前确实没考虑。你们出版社那边如果觉得用‘许灵均’这个笔名好的话，那就用许灵均吧。”
得到了林朝阳的许可，李曙光很高兴，又在电话里说起了《梵高之死》的手稿在人文社内引起的强烈反响。
李曙光在电话里滔滔不绝的说了好几分钟，直到最后被旁边着急用电话的同事撵走才罢休。
林朝阳面带笑容的挂断了电话，其实李曙光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早在前两天祝昌盛就已经向他透露过了。
算起来，《梵高之死》算是林朝阳第二部长篇小说，写这部小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于小说的质量是很大信心的。
但人文社编辑们的反馈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人文社的编辑们可是中国文学行业最见多识广的一批编辑了。
能够得到他们这群人一致的交口称赞，足以说明《梵高之死》的优秀。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梵高在国内的名气还远没有后世大，他真正被中国的广大民众所熟知，是在1983年。
因为在这一年，沪上人民美术出版社引进了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欧文·斯通的一部代表作——《渴望生活》。
《渴望生活》是欧文·斯通为梵高所写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是他身为传记文学作家最为经典的代表作。
1927年春天，当欧文·斯通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在巴黎偶然接触到梵高的画，这个时候距离梵高去世已经近三十年。
此时梵高已经小有名气，他的画作也受到了许多收藏者的喜爱，但他的艺术成就并没有得到主流的承认，欧文·斯通被梵高绘画中呈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命力所感动，深深的被他的绘画所震撼。
于是他有了为梵高创作一部传记作品的念头，但他的这部作品创作出来后却遭到了几乎所有出版社的拒绝。
彼时彼刻，梵高仍然是个不知名的画家，没有出版社会为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树碑立传。出版社是要赚钱的，这样一位毫无名气的画家，他的传记作品哪里会有读者买单呢？
直到1934年，英国的杜朗格林出版社同意出版这部作品，但也只印刷了5000册。
《渴望生活》出版之后，很快便在读者群体引起了反响，销量与日俱增，出版社不得不多次加印。
此后多年时间，《渴望生活》被多个国家的出版社引进出版，翻译成了80种文字，销量超过2000万册。
1983年，《渴望生活》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到国内，成为当时无数文学青年的床头读物，打动了无数读者，也影响了许多人。
海子在读过这部书后还曾专门创作过一首诗歌《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向梵高致敬。
《渴望生活》这部作品本身的质量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但让这部作品能够受到全世界无数读者喜爱并且产生重要影响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梵高本人。
一位天赋卓越、才华横溢的画家，生前困顿无名，却在死后声誉日隆。
他的天纵才华、他的苦难经历、他的不被世俗所理解，才是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根本原因。
如果是在后世，一个中国作家写这样一部以外国人为主角的小说，多多少少会有些水土不服。
但《渴望生活》引进之后在国内的广受欢迎，说明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真正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恰好，《梵高之死》也是这样的作品。
而且在如今这个时候，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许多当代外国作家的作品被引进后在国内广受欢迎，但国内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却并不受读者们的待见。
这里面当然与嗡嗡嗡十年的文学人才断档和文学发展停滞有关，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就是，许多人已经开始养成了崇洋的思维惯性。
这当然不是某个人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氛围在陡然之间的集体转向。
这种社会氛围和舆论的转向不能以某种单纯的角度去评论，但确实对于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梵高之死》的故事是以梵高这位西方伟大画家的生平为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作品反而可能更容易受到现阶段许多读者的追捧。
接完了电话，林朝阳回到借书处，看见李拓正站在那里。
“你怎么来了？”林朝阳问。
“找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