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玉萍的房间布置的简单、整洁。
一扇很通透的大窗户正对着房门；窗户的右边是一张单人床，墙上挂着一把吉他；窗户的左边是一个五斗橱；五斗橱的旁边摆着一个没有扶手的双人沙发，房门的右侧是一张写字台，一把靠背椅插进写字台中间的空隙里；写字台上方的墙上挂着网状的彩灯。双人沙发后面的墙上是一幅中堂，是用大篆书写着李耳的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吾言甚易知，
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
言有宗，
事有君。
夫唯无知，
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兮，
则我贵者。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这幅中堂是在帅玉萍出生的第二天，由她的大伯父亲自手书的。在山东老家，她的大伯父可是有名的书法家。因为大伯父给她取的名字是帅怀玉。而怀玉的出处，就在李耳的这段话里了。
很凑巧的是，部队的一位首长得知自己的部下喜得千金，高兴之余，对部下说：“我看就叫玉萍吧”。周围的人同声附和。首长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那是很有面子的，帅玉萍的父亲自然高兴万分。于是，帅怀玉就变成了帅玉萍了。好在都有个玉字，对大伯父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帅玉萍抽出椅子坐下来，翻了几页从学校带回家的《地质学史》，可是怎么也看不进去。
妈妈刚才问的话，让自己现在脸还红着。妈妈为什么要那样问呢？为什么一说起杨君，就会脸红呢？难道是自己喜欢他吗？
小时候在幼儿园，他们一起玩过家家，她都是扮新娘子，坐在哥哥和王鹏用四只手搭的轿子上；另外的一个轿子上是邵辉扮的新郎。可是她心里总是想让抬轿子的杨君扮新郎。因为在她的眼里，杨君会说外国话，留着小分头，还穿皮鞋。比邵辉强多了。
终于有一次，杨君扮新郎了。她心里特别高兴。当两个轿子凑到一起的时候，她对杨君说：新娘子是要和新郎亲嘴嘴的，杨君回答：好吧。
看到两个人亲嘴嘴，王鹏对帅新华说：杨君欺负你妹妹，我妈妈说过，男的不能亲女的。
于是，帅新华推了杨君一下说：你是坏孩子，不准你欺负我妹妹。
帅玉萍想到这儿，心里感觉痒痒的，又甜丝丝的。“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赶紧用书挡住自己，探头看了一眼还在厨房做饭的妈妈。心里笑笑的责怪自己：怎么会这样呢？自己心里想起小时候的事，妈妈怎么会知道呢？
为什么刚才说到杨君自己就脸红，而现在想到杨君也会脸红呢？难道真的是自己从小就喜欢杨君了吗？这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吗？杨君喜欢自己吗？
帅玉萍不停的给自己提问题。
自从初中开始，帅新华他们几个就不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和她一起上学、下学了。出去玩的时候也很少带她了。
男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性别差异与世俗的伦理教育，在这个年龄段，充分的体现出来。
我们大家都有过和女孩子同桌的经历。最有意思的就是在桌子的中间划一条线，有用铅笔的、有用钢笔的、也有用老师用的粉笔的。
这条线被形象的叫成“三八线”，而坐在这条线两边的两个男女学生，就分别代表两大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女同学一般都代表光荣的社会主义阵营，而男同学就只有代表黑暗的资本主义阵营。
从小我们就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参与到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峙当中了。
在那个人性被刻意压抑的年代，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距离就像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时的社会风气是，一听到男女二字，马上就会大加挞伐，即使你装也要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来。致使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都好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
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社会形态。
这种可悲，不但影响了成年人，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下一代。
父母和老师会经常告诫孩子们：男同学和女同学不要过多的说话，也不要过多的来往，因为那样做是不道德的。孩子们要是问为什么，换来的可能是一顿训斥或白眼了。
这是一种多么世俗的伦理教育。
孩子们都是一块璞玉，而负责雕琢的工匠们，却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在这些璞玉之上。
可悲的世俗。
孩子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的，所以，我们用来学习的课桌上，才会出现代表两个社会阵营的“三八线”。
也经常会有同学们因为越过“三八线”而挑起战争的。这时双方选择的武器，一般都是胳膊肘子。你来我往，一来二去，“三八线”消失了。于是找来粉笔，一条新的“三八线”又诞生了。
西方国家是崇尚自由、平等的。但是他们又提倡女士优先。什么事都请女士先来。在我看来，这不男人的是风度，这是男权主义所造成的；这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一种恻隐之心。西方国家的女性结婚后，就没有自己的姓了，都随夫姓了。连自己的姓都随了丈夫的了，还不让人家优先一下，也未免太不通情理了。
这样一来，男女也就不平等了。
而我们是绝对平等的，课桌上的“三八线”就可见一斑。那可是用尺子经过仔细的丈量划出来的，绝对等份的，也就绝对的平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