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又提到宋应星《气论》的声部提到声音是气动形成，类似水波，是不是人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气波？这是针对《气论》中的另一段话“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荡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耳”，把声波看成类似石头激发水波一样，被物体震动引起的气波。
宋应星确认，说人耳朵听到的声音就是空气受激，震荡传递的气波，只是水的波浪可见，而气无形无色难以看见。崇祯问气波既然类同水波，水波向前推进也需要耗费时间，那气波也是这样吗？宋应星回答应该是这样，人在空谷中大声喊叫片刻后能听到回声，大概就是气波震荡，冲撞在山壁上又反射回来，可见气波传递也需要时间。
崇祯说那宋应星能不能测出气波传递的速度？声音有尖利和柔和的各种区别，对应气波的情形，能不能也研究清楚？薄珏突然插嘴提出这声音恐怕并不只是气波。
宋应星问他的见解，薄珏说他以为万物震动的波都可以是声音，最明显的，潜泳的人把头整个没入水下也能听到声音，这个声音就不是气波。再或者把耳朵贴在木头上，敲击木头，也能听到声音，要把声音研究明白不如先从最简单的物质震动开始。宋应星点了点头，看来薄珏的观点确实打开了他新的思路。
崇祯又加了点提示，提到绳子摆动也可以传出波形，让宋应星和薄珏可以从最简单的波形开始研究绳波形态大小和传播速度之间的关系，宋应星和薄珏都领命答应后离开了。
崇祯说他给宋应星和薄珏提示布置的课题已经足够多了，物质守恒原理。燃素说（火质）、氧化说、机械波这些足够开辟许多化学和物理学新天地。光学玻璃的应用，也可以刺激光学的进展，还能带动望远镜天文学、天体力学、显微镜生物学的发展，这些都能以点带面，促进很多课题的突破。以宋应星和薄珏的聪明才智，让他们自己去钻研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就。
科学问题就是这样了，崇祯又提到第二天他要召见曾经主持农业和铸钱工作的董应举，请沈飞第二天一起去接见。沈飞明白这和上次大朝会让他一起去作为锦衣卫去站岗旁听了解情况一样，只是规模不会那么大。
崇祯介绍说董应举在天启年间就有屯田的经验，对农业管理的实际产量比较熟悉，后来又经办铸钱事务，不过因为人事原因没有完成。董应举在天启年间职务就很高，担任过工部侍郎和户部侍郎，这次他来了以后崇祯直接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原来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给他腾位置降为户部侍郎了，毕自严在大的方向政策上没有什么见解，能力算不上出色，只是处理一些琐碎杂事上还能胜任，就让他当董应举的副手。
粮食问题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商业税可以加上去，增加很多朝廷的财产收入，但是如果粮食产量不能保证供应，连年天灾才刚刚从陕西开始，如果无法调运足够的粮食赈灾，无论保证军队足够的军粮供应，收上来再多的粮食也没有用。
之前崇祯会见董应举时董应举已经介绍了他在天启年间屯田的事情，说了屯田过程、粮食产量、成本和利润相关问题，崇祯已经有了一些思路，并且已经在屯田问题上和董应举达成了初步共识。
如果是战乱频繁的三国，或者元末明初的时候，这种社会环境下地广人稀，民间劳动力缺乏，大量青壮都被招募进入军队中，让军队屯田，士兵自己承担种田收获粮食的任务还是有利可图的。可是明朝到现在，虽然和后金作战多年，战区也是在辽东，内地民间并不缺乏劳动力，而且经过两百多年的开发，已经没有了多少无主荒地，国家组织屯田效率很低，从农业获得收入不如直接加税。
原先商业税可以忽略不计，利润又极高，农业税根本加不上去。如果加农业税，会有很多人弃农从商，剩下的农民平均要承担的农业税等于又增加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弃农从商，造成恶性循环，就会使种田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崩溃。现在商业税已经增加并且逐渐铺开了，增加农业税的条件也成熟了，之前从董应举介绍的屯田情况里崇祯已经对农业税收入有了大致的初步估算。
董应举在天启年间奉旨屯田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安置从辽东逃到内地的难民。本来是朝廷下令屯田，地方上有许多闲置不缴纳赋税的田地，地方官理应响应朝廷号召，贡献这些土地来给朝廷用于屯田，可是地方官根本不愿提供土地，只能买地屯田，还被地方官各种刁难，卖地卖仓库的人还会被地方官说成投献，杖责相关人员，对这种现象董应举相当气愤，看来有些地方的官员也和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那样，把抵制朝廷政策当成习惯性的风骨洋洋自得了。
屯田开展艰难，只能买地屯田，不过已经开发好的肥沃的好田价格太高，朝廷拨的经费不够，只能买最差的贫瘠荒田。本来是为了安置辽民，可是辽民都不愿种田，只能又雇佣佃农来种，还补贴上种子、耕牛和工食钱，靠水边的水田还要另外雇人开河治闸，在屯种的地方还要建造相应的农房、仓库、行台和屯官的官署住宅。
买来的田十二万两千多亩、开荒获得的田四万七千多亩。土地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其他人的捐献，接受捐献的田一万四千多亩，其中原锦衣卫都督田尔耕捐献了七千多亩，占了一半。这样屯田一共十八万三千多亩，买来的田占据屯田总额67以上。
田尔耕本来因为牵连进阉党案被判了死罪，崇祯从董应举处了解到他捐田的情况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先回家反省，甚至想要将来或许可以再启用。这事也引来一些东林系的官员奏疏攻击，不过最固执的一批人已经打发去了东江镇，剩下的这些人也没有掀起大风浪。
董应举说在天启三年和四年这两年中，花费屯田的本钱是两万六千多两，得到的相应收益折银六万四千两，对应实际粮食收获每年三万几千石粮食。这个收益是和雇佣的佃农按照三七分成的比例分配的结果，朝廷获得30收成，佃农获得70，也就是民间田租的下限市场价。这笔钱扣去成本后利润三万八千两，平均每年一万九千两。缴纳赋税和其他杂项开支以后，还有盈余用于救济辽东难民和输送给朝廷。而且越往后，屯田成本越低，利润越高。
董应举屯田只是北方最差的下等田，亩产只有半石多粮食。后世学者的研究结果，明代亩产南方平均大约四石粮食，最高的广东亩产原粮约十石，北方平均亩产原料约两石。
按董应举屯田的数据估计明朝的农业税收入，《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十年耕地面积是1226万4291顷，一顷一百亩，就是12亿2千600多万亩，到崇祯年间就算有所缩水，算土地减少三亿多亩，还有九亿亩，也是董应举屯田十八万亩的五千倍。
按董应举的30地租算成税收，农业税每年也有约一亿两。而南方的亩产远高于北方，经济作物的收益又远高于粮食，真实收入肯定还远高于这个估计数字。如果不折银，按收实物粮食算，朝廷每年至少可以征收到15亿石粮食，足够养五千万人。拿出两千万石来，供应百万大军都绰绰有余。这才符合明朝这样领土和人口大国的农业水平，近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秦赵加起来就已经能供应百万级别大军，不可能明朝反而不行。
就算按最低数据估计，全国平均亩产原粮加工后获得的粮米为一石，朝廷也可以征收到27亿石粮食，可以供应九千万人。天灾影响往大了算，即便五分之一国土面积受灾，粮食没有收成，也还可以征收到将近22亿石粮食，供应七千两百多万人。按总人口三亿算，也算五分之一人口受灾，朝廷救济加民间捐助，也足够救济六千万灾民，还有多余粮食供应军队。实际情况灾害规模也不会到这么夸张的地步。
按明代的农业水平，即便农业税真的能落实10的水平，即使其他税收为零，应对天灾和战争也可以过关。如果农业税能提高到20或者30，当然更没有问题。只是历史上明朝不仅商业税微不足道，真实的农业税也一样太低。
第二天崇祯和沈飞接见了董应举，本来是按上次董应举介绍的情况和崇祯的估算，是打算商量提高农业税增加朝廷粮食控制力的具体方案，没有想到董应举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他认为目前农业税可以全免，让崇祯非常意外。
董应举说上次和崇祯会面商量了以后，他本来也认为确实可以大幅增加农业税和朝廷掌握的粮食数量，但是他拜访了课税提举司总提举茅元仪以后，知道了商业税可能达到的规模，就改变了看法。如今的工商税项目如果能如数征收，一年可以达到一亿两千万两，这样的巨额收入已经足够辽东战事和其他各项支出，不必再收农业税了。
崇祯皱眉，董应举也知道征收农业税不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是让朝廷掌握粮食，需要粮食时直接调用，不必临时花钱买粮让商业赚差价，甚至出现紧急时花钱也买不到粮食的情况。又补充说，不征收农业税也可以让田主运粮。
可以效仿开中法，运输粮食到官仓的人可以由官府发出引票，上面注明金钱数额。用这种引票可以到当地课税提举司兑换票面银两，或者持有引票经商可以免除票面金额的税款，这样有利可图，足够鼓励田主和商人运输粮食到官仓。小户人家缺少运输劳动力的，可以把粮食卖给上门收购的粮商，再由商人运输给官府。
崇祯一直沉吟没有说话，董应举又继续说出几条见解想说动崇祯。提出治国要宽严相济，如果一味严苛难以持久，商税收入已经有这么多了，再严征农业税，从农民到商人都会有怨气，一时可以压制不满，被一人煽风点火也难保有些地方不发生变乱。
免除农业税，也可以使农民心存感激，成为新政的支持者。商人有不满也没有办法，还可以借乡里的农民监察本地商人的情形，主动帮助课税提举司举报打击工商业偷税漏税的情况，对征收商税还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