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来东江镇想办的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文龙安排一艘大船选出百名士兵，送朝鲜国王李倧去江华岛。姜曰广、瞿式耜等人在钦差卫队的护送下，也出发去朝鲜王京。临走前姜曰广来见崇祯，崇祯特别对姜曰广交代，知道他是仁义君子，肯定能获得朝鲜人的拥护，只是明朝监护朝鲜，是为了能充分调用朝鲜人力物力，为消灭建虏提供一个坚实后盾。所以他施政不能过于宽仁，应该行霸道，取法管仲商鞅，建虏是一大军营，朝鲜也应该成为一大军营，一切施政都围绕军事进行。
姜曰广表态他会尽力而为，似乎感觉到回答不够坚定，又补充知道监护朝鲜是为了为东江镇提供了一个坚实后盾，自己难免书生迂气，如果遇到重大决策会先和毛文龙商量决定，决不会成为第二个袁应泰。崇祯沉思了一会儿，会回去以后会给他找一个帮手，那时候就万无一失了。
沈飞抽空又去了一趟了蛇岛，养蛊方式的毒蛇还留下六十多条，全部装进竹篓收进了系统空间，也没有继续喂养，一来是时间来不及了，二来在这个世界已经足够用了。等沈飞回到皮岛，崇祯已经扫尾了朝鲜事务，把沈飞给的《龙象般若功》前三层交代毛文龙和刘兴祚在军中练兵时推广，交代要在海面封冻之前回到登州去了，打算第二天启程，毛文龙让毛永诗带两千水军护送。
崇祯暗中向沈飞和完颜萍通气说姜曰广虽然观念改变，但是行为未必能马上转过弯来，怕是需要用严厉手段时还下不了狠手，崇祯想到了洪承畴，洪承畴虽然人品不行，能力还是很强的，投靠满清以后对付南明时也能用各种狠辣手段筹集军饷，最后撑到了南明永历系孙可望、李定国和白文选三王发生内讧。
虽然前线有毛文龙和刘兴祚顶着，不过咸镜镇扩张实力，毛文龙练成精兵毕竟还需要时间，如果朝鲜这后盾不够坚实，也还是会有隐患。崇祯打算回去以后就调洪承畴去朝鲜给姜曰广当副手，由洪承畴当恶人唱白脸，把朝鲜打造成商鞅变法以后实行耕战的秦国，或者说让“先军政治”提前四百年在朝鲜出现，姜曰广则可以唱红脸，获得朝鲜士林和百姓的支持。
第二天崇祯和一众护卫和汪汝淳、张岱、柳敬亭一行人准备完成上了普济号，毛永诗的两千水军乘四十艘船护卫在周围，船航行了一天，先到了鹿岛，这是岛上官兵已经知道了崇祯的真实身份，又得到了姜曰广船队的接济，粮食足够吃到明年四月，精神面貌和来时已经大不相同，都兴奋地行礼迎接崇祯，一行人去了望海寺看了三个月前毛文龙和将士共同盟誓恢复全辽共立的石碑，当时东江内部的局势非常艰难，外部的舆论消息也对东江非常不利，看到石碑又是一通感慨。
之后因为风雨，船又在三山岛和广鹿岛各自停留一天。岛上军民都很兴奋，面貌也都和来时见到的大不相同，之后船行一共十三天到了登州水城，登莱巡抚孙国祯已经率领登州大小官员在码头上行礼迎接，幸亏崇祯来的消息还没有大范围扩散，只有少数官员、幕僚和亲兵知道，还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了解情况。
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两个月，推行到登州也一个月了。崇祯先去了察院向孙国祯了解情况，孙国祯介绍地方贫民和驻军士兵都对战时新政持欢迎称颂的态度，不仅是能从抄没违反新政的富人财产中获利，而且现在富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受他们监督，违反新政行为也大多是通过他们告发，富人对这些贫民态度大改，变得客客气气不愿得罪。课税提举司碰到抗税的地方富豪，也多是请军士查抄，大部分归国库，也有小部分作为驻军军饷，士兵和家属的生活和兵器铠甲因此改善，因此这两批人对新政态度最欢迎。
而一些富豪之家则是出现过几例抗税的变乱，不过都是些小乱子，还没扩大就被乡人告发，很快扑灭，黄县、栖霞县、文登县都有过，这次招远县也正好出现一起，因为涉及了退休三品高官家里，总兵张可大亲自带人出面过去了。对这些事情士兵也是乐意见到的，去一次不仅立功，也能多一些军饷。
正好张可大回来，崇祯问他现在登州士兵们还会不会抢掠勒索民财？来的时候杨国栋带领下，登州军欺负辽东难民的事情没少做。现在欺负东江过来的难民估计不会了，但是趁着新政勒索富民的机会却增加了。张可大说现在登州军的军纪严明前所未有，侵害民间的一律死罪，如果以前军饷不足时怕激起兵变军纪不敢太严，现在士兵只要老实本分就能全家过舒服日子了，再严的军纪士兵也服气。
崇祯又问地方上穷人有没有借着战时新政故意诬陷讹诈富豪乡绅的，这阵子一直充当新政引起各种变乱救火队长的张可大说这确实有，现在地方上的乱子，一大半是富豪抗税或者不遵守奢侈限制，一小半是穷民勒索富民引起双方冲突。如果确实是富民抗税的，就按战时法令抄家，如果是诬陷勒索，也会严厉治罪。
张岱忽然提出对限制奢侈一条的异议，富人挥霍奢侈未必是坏事，还能带动很多穷的生计。富人造楼阁园林，可以增加工匠收入，富人衣服华美，可以增加织工收入。富人山珍海味，可以增加渔民猎户收入，富人游玩，穷人可以做帮闲。如果禁了，这些行当难免失业。连张可大似乎都被张岱说动了。
沈飞知道这些观点并不稀奇，战国时的《管子》里就有过主持奢侈拉动各种需求的经济思想。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也有所谓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消费就是其中之一。张岱一直过富豪生活，能观察到这种现象，提出这类观点也不奇怪。
很多经济史论著都明确指出中国战国开始实际上已经是市场经济，以后一有战乱国内市场就受创衰落，一有二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时间商业市场就能恢复，宋代以后还大兴海上贸易国际市场，同样的经济环境自然会产生出类似的经济思想。
明代嘉靖时期上海陆缉对提出过这种经济思想作为专门论证，认为对一人一家来说，提倡节俭避免挥霍由富转贫或许有好处，但是对国家没有好处，富人越奢侈的地方穷人生活越容易，越节俭的地方，百姓生活越困难。“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苏州、杭州还是明代称为小苏州的上海都是这样。
崇祯只能亲自出马辨驳张岱的这种观点，天下的人口和货物都基本固定，用于此就不能用于彼，同样是工匠，不给富人修楼阁园林，可以腾出来修城楼水利，不给富人造游船，就可以腾出来造战船，不给富人织造华服，就可以腾出来制造盔甲战袍。不给富人做陪玩帮闲，就可以腾出来当兵，不会富人不奢侈就失去生计。只是原来富人用钱财驱使的人力物力转而为朝廷所用，限制这些富人享乐花费，他们也会把钱花到更有用的地方。
张可大这才明白过来，说到现在富人不能随意把钱花费在享乐上，确实很多人转而用于练武练兵上了，穷文富武，练兵比读书更花钱，置办兵器盔甲火器，骑马射箭，伙食都要花钱，收养家丁练习兵阵花费更多。许多原来斗鸡走狗的纨绔子弟现在都喜好射箭比武了。
崇祯询问地方富豪挑起的变乱是增多还是减少？张可大说最多的还是初期，新政刚从北京城传来，地方课税提举司刚设立的时候，收税和查办富人违规奢侈行为时经常受到打骂抗拒，惩力了十几个有名的豪绅富商后，已经越来越少了。富民大多惜身，就算按规定交税，比过去多十倍百倍，生活还是比普通人阔绰得多，不值得为了抗那么点税被抄家。张可大巡查时也多次告诫他们，只为消灭建虏大家多出点力，难受的日子也就几年就过去了，不必动别的心思。大部分人能听得进去，只有极个别犯糊涂的。
崇祯又问到登州的东江难民安置问题，孙国祯说姜曰广离开登州之前就已经交代过了，现在登州的辽东难民大约二十二万，其中四万强壮的愿意当后，由张可大收入军营和登州兵一起训练，打算到明年春天，把这四万人连带家属共十二万人运回东江各岛补充兵力。还有十万则有的安插在本地从事工匠、渔民、经商等职业，有的安插到周围的府县，现在其他府县在朝廷指令下也不拒绝东江难民了。
崇祯对战时政策在登州的实施情况基本满意，张可大说新政引起的大的变化还不只是这些。一是武人变文，现在军中士兵除了习武练阵以外，平时读书识字的变得多了。都希望有机会成为军宣使或者进入各地方的军校学习成为将官，只需要和其他士兵竞争，比科举难度小得多了。
二是文人变武，现在从刚入私塾的蒙童到一般的童生和生员都纷纷练起了射箭、兵器和鸟铳。各处村学、社学和郡学纷纷开辟一块演武场，为了射箭练武的场所，几乎个个带弓箭，习武艺。现在科举内容变化，童生县试就要考射箭、枪术。否则就只能走文学、经史、度数等科的科式，最后也只有进翰林院这个独木桥，竞争者多，出头难上加难。还不如一边读书一边练箭习武进阶希望大一些。
射箭需要心平手稳，全神贯注，控制手劲和文人练习书法的技巧差不多，文人的基础比一般士兵还要更好一点，也更容易练出高超的箭术水面。而且生员考举人的资格科试，还要测试练兵能力。由清查各地人口组建的地方民兵里选出一百人由秀才训练，分别对攻演练，胜出者晋级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现在有些地方秀才练兵还多像儿戏，过个两三年，现在的练武的童生们成了秀才，练出的兵就真正像样了。
崇祯评价读书做官和练兵的原理一样，都是修身治人。如果一百个人都不能约束得心悦诚服，那更不能治理好一县一府万千百姓，所以才在科举里考察练兵。
另外就是制作弓弩箭矢的工匠、制作兵器盔甲的铁匠数量学徒都增加了很多，贩卖兵书、度数几何学问的书商也增加了很多。现在朝廷征调工匠已经有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制造兵器上都写着工匠的姓名，如果质量不合格会被严惩。制造得好不仅有报酬，如果质量超过其他工匠特别出色的，还能被授予从九品到一品的品级职衔甚至是爵位。退役以后，可以形成荣誉品牌畅销获利，也可以留在工部担任官职，有足够的吸引力。
武艺兵法、度数几何都成了童生开始的科举必修必考内容，有实战经验的老兵、精通武艺战阵兵器、精通度数几何学的人才都成了各地私塾和社学、郡学争抢来做教授传授相关专业知识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