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了对士兵思想教育上的方向，接下来就是具体操练号令、军纪、赏罚、武功、武器、阵法配合了，不过在这之前，首先要在军队中普及文化基础。戚继光书中让士兵熟记号令、军纪的办法是把这些整理成文字，让军中识字的士兵念出来，不识字的士兵围着听，从这样集中的学习开始，再和赏罚制度结合起来鼓励和强制士兵记住。
那首先需要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识字，不能全是文盲，否则学习无从谈起。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像袁世凯小站练兵一样，编写文盲也能听懂的《劝兵歌》之类通俗歌谣让士兵熟悉，不过沈飞觉得现在完全有条件更进一步，普及文化的基本技术前提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推广，现在已经有条件了。古代进入私塾正式读书之前的蒙学阶段，蒙学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时也都已经出现了，光这三本加在一起，没有重复的字就有2250个。随便加点别的蒙学读物，轻轻松松识字量突破三千，常用字就都记住了。蒙学阶段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后世统计文盲率80甚至90，那只不过是1950年一年的统计数据，沈飞看到过资料里有另外不同的数据，1860年左右传教士在湖南的调查，山区城镇文盲率60，城市文盲率50，至于后来的文盲率急剧提高，资料中的解释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战乱，二是因为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转换过程中形成了断层，原来的书院私塾教育体系受到冲击垮了，新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普及开来。类似的医学也是这样，中医受到了冲击，西医还没有接上，也形成了断层，加上战乱就造成了平均寿命大减。这也可以和沈飞见过的其他史料印证，比如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里说“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写于1926年，二十年前就是1906年，就是说文盲率的增加也就是二十年时间里的事情，而不是有些人脑补的两千年。
海陆丰所在的广东沿海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近代文化和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当然也是“宗族”非常发达的地区。不过这个“宗族”和“封建宗法制”没有任何关系，战国以后真正的封建制就瓦解了，不仅全国政权走向统一，全国市场也统一了。沈飞看过秦晖的研究著作，秦汉时民间各地方就已经多姓杂居了。西晋北方五胡乱华以后中原国内市场受重创破坏，原来的边疆地区，江南和四川因为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人口避难迁入却是繁华了起来。九品中正官制和士族形成是一波小回流，经过黄巢“天街踏尺公卿骨”和唐末五代的战乱以及宋代科举制扩大也瓦解了。
近代兴起的所谓“宗族”是明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风俗，之前制度规定只有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可以把自己家里祖宗十八辈都供奉起来，普通人家最多供奉到高祖一辈，嘉靖年间经过夏言的建议才放开了这种限制，供奉祖先的风气才在民间蔓延开来，成为近代民间宗族的起源。以朱熹总结的《吕氏乡约》为基本组织结构，不过如果宗子本身能力不足，那顶多也就是在祭祀时主持一下，日常管理和产业经营还是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有企业性质。
明代中期开始是民间结社极多的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结社、经济结社（如颜钧的萃和会、何心隐的聚合堂）、行业结社（比如隆庆二年成立的被《中国科学技术史》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民间科技组织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政治结社（复社），那些所谓的宗族不少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也是结社的另外一种形式。清军入关以后更是如此，民间结社害怕被当成反清活动，就改头换面，以结成宗族的形式出现，其中就以广东为最。
清军两次进入广东大肆杀戮以后，广东就已经没有完整的宗族了，当时的宗祠都是合族祠，规模大到几县，称为“众人太公”，而且大多是编出一个祖先的虚拟宗族，实质是结社。沈飞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鸡骨太公”，把吃剩下的鸡骨头用布包起来装进盒子放到房梁上当成太公供奉起来结成一个宗族，这是珠江三角洲虚拟宗族的普遍特点。
除了合族祠，还有家祠，称为“私伙太公”，这个更加离谱，大部分供奉的不是祖先，而是活人。在仕途或者经营工商业有所成就升官发财的人很多会给自己建一个作为个人的显赫荣誉标志。到了乾隆年间，合族祠也有了禁令，就又改头换面，称为“书院”、“书斋”、“书舍”，以私立大学、私人图书馆等学术机构的面目出现，原因就是当时珠江三角洲文化很普及，这就是《海陆丰农民运动》里的那句话“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的历史传承背景。
那则晚清文盲率统计资料沈飞没有看到具体出处，有所怀疑，不过除了《海陆丰农民运动》里的那句话，也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可以作为旁证。比如在明初，朱元璋非常重视文化的普及，在还是割据政权时期的吴元年时就已经开办书院，统一全国后强制性家家户户发了一本《大诰》，这就是极大的普及文化知识。当时谢应芳的诗《读大诰作巷歌》：天语谆谆祸福灵，风飞雷厉鬼神听。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再比如明末张岱在《夜航船》序言里说“余因想吾八越，惟馀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
对于普通士兵，也根本不必要求“文理考校”，甚至“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的水平也不需要，只需要迅速完成蒙学阶段的三千个常用字的识字量就足够阅读和熟记基本的号令、纪律和赏罚条款了，而且最初阶段也不需要所有士兵都达到这个识字量，教出一部分人专门阅读宣扬军令、军纪内容就行了，这部分人还可以独立成一个部门。一开始还可以抓差找书院弟子来顶一下。
“练耳目”一条就是练号令，不同种类颜色的令旗、金鼓、喇叭、唢呐、哱啰、铜锣、号炮等等通讯工具各自代表下达什么命令，这个和军纪一样，先要求熟记，再要求坚决执行。号令和军纪（包括战场纪律、民众纪律、对俘虏的纪律）可以直接从戚继光那里复制，上下级军官士兵之间建立连坐法，想比起现代当然是严厉得多，可是在南宋，明代这些军纪已经显得宽松了。
熟记号令和军纪的方法是和赏罚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背诵后时时抽查，如果抽查一条背不出来，打一板。如果士兵犯了小过错，能背出一条免打一板，这样很快就能见效。“如违误军令，而不误事，止于捆打；若因而误事者，军法从事”这是对军令的原则，至于违反军纪的处罚更是有明确的规定。
至于练艺就是武功这一条则作了一些调整，首先在军中普及龙象般若功，低层次龙象般若功无资质要求，只需要时间挂机就肯定能练成，能增强士兵的力气和身体素质，安全无副作用，非常适合军队大规模普及。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军队的编制，戚继光《纪效新书》第一篇就是《束伍》。《纪效新书》分两个版本，一个是戚继光在南方抗倭时所写，十八卷本。一个是晚年在广东总结南征北战，抗倭御虏办军校一生的军事经历，十四卷本。中间还有一本《练兵实纪》。
分别来说，十八卷本的《纪效新书》写的是对付南方的倭寇，其中的军制是四四制，十二人一队鸳鸯阵小队，十人两列纵队，一个队长指挥，加一个杂役火兵。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练兵实纪》是在蓟镇训练车步骑营对付蒙古骑兵，编制改成了三三制，三队为一旗，三旗为一局，四局为一司，两司为一部，三部为一营。
沈飞练兵的作战对象就是蒙古骑兵，练的也是车步骑营，就选择了《练兵实纪》的三三制编制，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和现代编制有些巧合，十二人类似一个班，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后面的营、团、旅、师、军也差不多对应，指挥起来比较顺手。
训练一是按编制由小到大练，个人练好合成一队练，各队练好合成一旗练，各旗练好合成一局练，这样步步为营，循序渐进。个人训练冷兵器要进行对抗，热武器枪炮设标靶训练。二是按场地练，在校场上模拟各种地形，用木版标记道路、房屋、野地。熟悉了以后再到实际地形里进行操练。
武器选择上，只选择经过实战检验取得效果的武器，排除一些停留在纸面上的脑洞。燧发枪是基本装备，火炮方面，选择三种，佛朗机，当然名称改掉，改称神飞炮。神飞炮（佛朗机）的特点就是采用子母铳结构，事先制作好子铳，三人或者两人操作，可以快速装填，连续射击。火药是装填在子铳里，母炮不会过热炸膛。二是虎蹲炮，三十六斤，可以伴随步兵使用，机动性好，抗倭时取得过巨大战果。三是翼虎炮，六十斤，样子很像一支大型的火枪，可以单兵使用，《军器图说》提到广宁城、西平堡之战发挥过巨大威力。
其次是地雷和铁壳火球（手榴弹），地雷需要在战前才能事先布置，避免误伤其他人，铁壳火壳，明代称击贼神机石榴炮，可以单兵携带多枚。再次是集束火箭，可以单兵使用，也可以车载（神机箭），对于集束火箭的威力有争议，戚继光《练兵实纪》里就持贬低甚至否定态度，“有火砖，一窝锋，地雷，千里炮，神枪等，百十名色，皆不切於守战，故不备，今皆一切禁之，以节靡费”，不过那与南兵和北兵的矛盾有关，戚继光也有贬低北兵武器和战斗力的倾向，就是戚家军的覆灭和浑河之战仿戚家军的覆灭，也都和南北兵矛盾有关系。
集束火箭是经过靖难之役实战检验的，朱棣夺取皇位以后也大量使用，不那一战是短距离突袭。燕军遭遇集束火箭打击的记载是“上以数十骑驰入其阵，将士奋跃而从，敌人马辟易。敌藏火器于地，其所谓一窠蜂、揣马舟者，着人马皆穿，而我军俱无所复”，当时燕军骑兵已经突入对方军阵，几乎是在贴身交战的情况下，明军用集束火箭一窝蜂反击，打穿了很多燕军人马。这种集束火箭可以单兵携带，作为小规模特战式突袭的装备，远程打击还需要改进。除了这些明代的武器，随着石油的逐渐开采和收购，宋代的猛火油柜、弓弩、水龙、投石机也都可以制造、装备和改进研发，当然这些武器不只车步骑营，其他宋代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