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买保险的那个人，就是堂婶表亲女儿的老家朋友，小小年纪老公就去世了，自己一个人辛苦的抚养着三个幼小的孩子。说让我买一盒，我都快流泪了，”
成东日声情并茂的讲述着发生的事，小心的偷看了一下老婆的脸色。
李日花重重叹了一口气，自己老公这么善良，让她能怎么说呢！
只能无奈的问道:“那是什么？”
“明知道还问，胎教……磁带！”成东日看着老婆的脸，不好意思的说道。
“怎么，这么穷的日子，还想再生一个吗？”
成东日同情的摸着磁带说道:
“卖一个她能解决一顿晚饭，听了这话，你说我怎么可能装作看不见呢？而且她还是堂婶表亲女儿老家的朋友呢，不是外人！”
“那就是外人！你能不能打起精神来啊！真是不能活了！”李日花实在压抑不住愤怒的叫喊道。
与此同时，楼上罗美兰也洗漱完毕，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准备保养皮肤。
“十二名未判决的犯人，在押往地方监狱的途中集体逃逸，这个消息让首尔陷入恐慌……”
1988 年 10 月 ，汉城奥运会结束后。
一辆载着 25 名囚犯和 4 名警员的警车，从汉城（即首尔）永登浦监狱缓缓驶出。
这些囚犯，是要被转移到「忠清南道公州监狱」。
25 名囚犯里，只有 12 人选择了越狱，剩下的都老老实实待在原处。
其中几名囚犯换上警服后，又抢走唯一一把仅有五颗子弹的配枪。
于是，南韩各大媒体开始疯狂报道这起「集体越狱事件」，警方的通缉令也随之而来。没多久，南韩就进入紧急状态。
悬赏通缉令发出没多久，两个囚犯就被警方逮了个正着。又在短短时间内抓到另外三个逃犯。不到一周，越狱事件中脱逃的 12 名囚犯，就落网 8 个。
只剩四人东躲西藏，苦苦挣扎。
那这 12 个囚犯，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
实际上，他们根本算不上罄竹难书的恶魔。
这 12 个人中，有些人只是犯了贪小便宜的轻罪——偷了一盒泡面，或是盗窃了数百万韩元。
罪行最重的，是盗窃了数千万韩元。可想而知，这些小偷们，不可能有什么过人胆量和缜密思维。
其中 8 人很快被捕，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那么，这种「徒劳无功」的越狱行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四条「漏网之鱼」了。这四人作为一个团体，按年龄分了前后辈。
大哥：池康宪，35 岁，盗窃 556 万韩元（约折合人民币 25 万），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加 7 年保护监护。
二哥：安光雪，22 岁，八次盗窃共计 2100 万韩元，被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
三弟：韩宜哲，21 岁，五次盗窃共 631 万韩元，被判 7 年有期徒刑加 10 年保护监护。
四弟：姜英日，20 岁，因盗窃罪被判 15 年有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除了被判刑，还有个「保护监护」。
什么是「保护监护」制度？
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南韩总统全斗焕独裁时期出现的「新制度」。
1980 年，全斗焕政府出台了一项法令——《社会保护法》。
所谓社会保护法，官方定义是：
出于「整顿社会治安与有效矫正罪犯再次犯案可能」而制定的针对性法律。
也就是说，一部分犯人刑期结束后，需要被转移到监管机构，进特殊思想与行为的再教育。
而这种「再教育」的时间，短则几年，长则十余年。形式等同于继续坐牢。
实际上，所谓《社会保护法》，是全斗焕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之一。
当时的南韩，经常开展反对军人独裁的运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全斗焕还成立了「国家保卫非常对策会」。
目的是，消除社会弊端，扫除社会犯罪。这翻译成全斗焕的心里话，应该是「消除社会异己，扫清反对力量」。
这种机构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两个现象：
首先，警察的综合素质变低。他们只负责暴力镇压，专业能力一言难尽，对民众更是欺压凌辱，无恶不作。
而苦不堪言的底层民众，在违法后，会受到加倍刑罚。结束刑期的犯人们，全部被收容到劳教所，继续过着非人般的生活。
他们在劳教所里，每天有高强度的劳作不说，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管理人员的辱骂和毒打。
作为「再教育」，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样的法律法规，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效力，也就罢了。问题就出在「执行者」身上。
对南韩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南韩统治阶级背后的势力，盘根错杂。
任人唯亲，包庇犯罪，这种事屡见不鲜。
当时总统全斗焕的弟弟全敬焕，是前总统朴正熙的司机。
亲哥当上总统后，他也「鸡犬升天」，混入了南韩高层统治阶级。从此大肆敛财，好不快活。
但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
1988 年，全敬焕借家族之便侵吞 76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4200 万）的国家财产。
最后却只是轻判，七年。更离谱的是，仅在三年后，他就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