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即公元前53年，古罗马著名的军事领袖克拉苏发动了一场针对安息帝国（今伊朗东北部）的东征行动，不幸的是，在卡尔莱地区遭遇惨败，克拉苏本人被俘并遭杀害，其麾下庞大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灭。然而，由其子普布利乌斯带领的第一军团约六千余人在绝望之中成功突破重围，自此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三十三年后，当罗马帝国与安息达成和平协议并开始交换战俘时，却发现这批在卡尔莱战役中失踪的罗马士兵始终未曾回归。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中国西汉时期的文献中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记载。《汉书·陈汤传》里提到，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大军远征匈奴郅支城（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江布尔城）。在这场战役中，他们遇到了一支战术独特、组织严密的雇佣军，这支军队采用罗马军队特有的“夹门鱼鳞阵”防守，以及在外构筑“重木城”的防御策略。这样的战术特征，让学者们联想到了十七年前在卡尔莱战役中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
据载，陈汤在击败这支雇佣军后，将其成员带回了中国的甘肃地区，并在祁连山脚下设立了名为“骊靬县”的行政区，专门用来安置这些战俘。这一时间节点恰巧与罗马请求安息归还战俘的时期吻合，引发了诸多历史学者的关注和探讨。
历史上，从《汉书》至《隋书》，均有对骊靬县的确切记载，且不同时期的史籍如《晋书·张祚传》、《隋书》及《后汉书补注》等均有所提及。特别是，《史记》中司马迁记录了汉武帝时期，曾在长安城内遇到一群技艺超群、容貌特征迥异于中原人士的骊靬人，他们高鼻深目、发须卷曲，擅长神奇的魔术表演，这一记述进一步佐证了在西汉时期已有罗马人抵达中国的可能性。
尽管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作为依据，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骊靬县”的具体实物证据尚处于空白状态。考古学家们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未找到直接证明“骊靬县”存在的实物遗存。
近年来，中国史学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和实地考察，在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地区发现了一座废墟般的古城遗址，初步认定这就是古罗马人遗留下来的骊靬古城。在该古城遗址附近，考古学家们还挖掘出一座具有前后双室结构的汉代墓葬，前室放置有四件完整的灰陶器皿、陶灶和陶仓，而后室墓主人的头骨旁边存有一束棕红色毛发，尸骨下方发现一枚红色纽扣。经考古鉴定，这位墓主人应为汉代的欧洲人种，这一发现进一步强化了古罗马人在中国落户的观点。
对于古罗马军团流落到中国的说法，学界主要有两种支持观点。其一是“陈汤俘获说”，认为在卡尔莱战役后，普布利乌斯率部突围并历经艰辛，穿过安息东部的荒漠和高山屏障，最后到达西域地区，其中一部分罗马士兵加入了郅支单于统治下的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一带），成为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年，这部分罗马士兵在陈汤追剿郅支单于的战役中被俘，随后被带至河西走廊地区安置。另一种则是“月氏归降说”，认为部分罗马士兵流亡至大月氏，后来随月氏人归顺西汉朝廷，被安排在张掖郡骊靬番禾县，也就是现在的者来寨，便于汉朝政府监管。
永昌县的部分居民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如金发、红肤、深眼窝和高颧骨，与中国人的典型外貌差异较大。经过专家们对这些居民进行dna检测，发现大约一半人的血液样本显示出欧洲人种的遗传特征。此外，在永昌县至今还保留着类似古罗马斗牛的“疯牛扎杆杆”和“抵牛”习俗。
然而，学术界对于古罗马军团是否真的流落至中国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质疑以“鱼鳞阵”和“重木城”作为判断罗马士兵的主要依据不够充分，因为“鱼鳞阵”在中国古代就有应用，如《左传》中记载的“鱼丽阵”，而且这种阵型并非罗马军队专享。同时，也有人指出，永昌县地处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上中外民族间的通婚混血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当地居民具有欧洲人特征并不能直接证明他们是古罗马军团的后代。
尽管争议犹存，但古罗马军团失踪之谜这一“千年第一悬案”在中西方史学家的持续探讨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正逐渐逼近真实的答案。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当年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在途经叙利亚时遭受重大损失，其主体部队可能主要由西亚地区（如伊朗、土耳其、阿塞拜疆、高加索等地）的战士构成，而非意大利本土人，这也为古罗马军团最终可能来到中国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尽管谜团尚未完全解开，但每一次新的研究和发现都在为我们揭示历史的冰山一角，引领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