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离笑道:“就是不知宋王得知此事后,会是何种反应,他那刚直的性子,之前可是把赵王恨惨了。”
正如冯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员,在疏不在堵。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就算杀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整顿吏治,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意在威慑不良官吏,使其畏惧律法,而后以律法为依据,整治官场风气,重塑官场秩序,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
这一点,从李从厚表现出来的性格就能看得出来。
“徐知诰有今日之失,也不冤枉。凡事皆由因果,闻其果,知其因,便知那些让人意外的结果,其实都是必然。”李从璟长舒了口气,随即笑了笑,“天下之大,人各不同,别人家要兄弟相残我管不着,但在我们家,只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家不治,何以治天下?”
莫离笑而不语。
便纵是事后楚王给予回报,那也不是大唐想要的。
唐军辛辛苦苦南下,损兵折将,岂能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他人守家门,那唐军成了甚么?
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意在吸引各方视线,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
总而言之,若能夺取江北,就能极大削弱吴国国力,而相应极大增强大唐国力。
“马殷病卒时,大唐刚定蜀地,国内又未整顿吏治,削平宵小,加之新政深化在即,不便多生事端,遂只能暂且安抚。而今大唐北弱契丹,内强州县,诸事都在平稳向前,腾出了手来,自然要放眼天下大局。”
一个人之所以是他现在的模样,是由他的成长阅历所决定的,这个阅历就包括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在李从璟的有意熏陶和耳濡目染之下,可以说李从荣打小就有了兄亲弟恭的性子。
在这种情况下,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容易多了。
虽然急躁,但未显其乱。
李从璟南征北讨,与各方诸侯生死较量,也不知用过了多少计谋,算计了多少人心,他既有此心性谋略,又岂会对身边之人视而不见?
且说王朴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后,秦王府众人是有一场大辩论的。
这话说的不错。
总而言之,唐军此时入楚,是因为火候到了。太早入楚,纵然打吴军较为轻松,但事后强行吞并楚地,吃相就太过难看。江南毕竟诸侯林立,大唐太过强势,引得诸侯人人自危,亦或与吴国联盟,那就未免不美。太晚入楚,楚地就都成了吴国的了,得不到楚军与楚王臣属的相助,那打起来就太费力。
而后,李从璟将整顿吏治、官员撤换、推行新政之事,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这回李从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实很明确。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当年先攻淮地还是先攻两川的争论。
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东行之后,山东作乱的藩镇,因民众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布置,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遂不日悉数平定。
“姑且莫说从厚,下回回洛阳时,永宁还指不定对我如何呢。”想到这里,李从璟就有些发怵,“你是没看到他揪着从荣耳朵进宫的样子,分外吓人。”
李从璟冷哼一声,“楚王名义上虽向大唐称臣,实际上却行割据之实,此事若是放在前些年,大唐姑且可以容忍,但时至今日,大唐国势远非昔日可比,可就断难姑息。”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
大唐想要的,是将楚地收入囊中!
彼时王朴曾有进言:“先争江淮,有许多好处。其一,南北之争,得淮地者得先机,夺得淮地,便能在战局争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动权,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大唐得淮地,江南就只能被动防守;其二,江淮之地,有渔盐之利,商贾富豪之家云集,若能尽得江北之地,则朝廷每岁可增财赋巨万;其三,江南诸侯,杨吴为最强,若得江南,可封锁杨吴出海之道,使其困于一隅之地,亦无法再与契丹相通,日后平定杨吴,可四面合围,使其无转腾余地;其四,大唐得江淮,方便往海上通商;其五……”
李嗣源、李从璟父子,谋划与布局之深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