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夺富农是在贫农积极参与下进行的……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晚上，他们主动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瓦莱基斯在《真理报》上满意地指出。
十月革命后，亚戈达进了契卡机关。早在20年代，就担任了权力无边的格别乌的领导。恰恰是他，在苏维埃政权初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情报员网。在亚戈达领导下，列宁的公式“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变成了普遍现象。现在，每个公民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让你当情报员就是党对你的信任，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20世纪，我国准备有组织地歼灭在农田上耕作的同胞。将同消灭富农一起完成的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又要农民归还土地和牲畜，集体使用。要放弃农民感到亲切的概念‘我的’，去学会讲‘我们的’。富农当然不愿意，会阻挠。为了节约时间，我决定以革命方式行事：干脆把他们消灭。”
他唯一不明白的是，俄罗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伟大的”俄罗斯究竟是怎么了？
他们的党同教会一样，永远是纯洁的，那怕教士犯了错误也罢。因为党同教会相同，有一个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圣训，这样，党从总体上就不会犯错误，党员有罪也改变不了党的神圣本质。
谁都说不清，该把谁划到哪一类。
如何确定谁是富农？如何把中农同富农分开？不幸的富裕农民，命运全掌握在格别乌、党员干部和贫农手里。殷实的农民自动把财富捐给集体农庄，恳求不要把他们划为富农。
机枪手正想开枪，车长急忙阻止了他：“只是两个孩子……”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前身的“契卡”，无疑是从列宁到斯大林都最值得信赖，也是最可以依靠的武器了！
列宁格勒的负责人基洛夫形象地写道：“拖拉机排成行，为富农掘了墓。”
1929年末，在斯大林寿辰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
列车不停地运、装牲口的篷车运农民，装上探照灯的客车里，坐的是带警犬的警卫。
唯一值得让人庆幸的，是自从入城以来，中国人的步伐一下放慢了，他们遇到了来自莫斯科最强力的抵抗。
而对于这一点，斯大林也同样非常的清楚。
相比于其它的战斗，巷战无疑是更加让人觉得恐惧的。在这里，你将缺少飞机大炮的支援，天知道那些冷枪会从什么地方打来。
“小布哈儿”一点都不懂事。他同加米涅夫会见的谈话纪录，斯大林迅即就得到了，而且通过好几个渠道。他为了嘲弄那个不幸的知识分子，故意问：“你是不会搞阴谋的吧？”他是在扮演奥赛罗。这样对方违心地说了谎，他就获得了刻骨仇恨骗子和叛卖者的权利。
贫农和幸存的中农组成了集体农庄。被富农喂得膘肥体壮的牲畜、富农盖的结实的房子、农民世世代代积累的财富、存的钱，都交给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就是从血淋淋地侵吞他人财富起家的。
他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和曾经的继列宁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以及自己和其之间腥风血雨的对于权利的争斗！
但朱可夫非常清醒的看到，这不过是暂时的而已。一座缺乏着必要外援的城市，沦陷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契卡大庆年，顿巴斯煤矿里抓了几十名工程师，他们被指控搞破坏……1927-1928年两年，都在搞侦查工作，说得确切点，是在排练一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亚戈达的侦查员们对这批目瞪口呆的工程师极为坦率。他们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起先他们当然极力辩白，但他们被告知：谁也不相信他们有罪，用不着辩白，而要合作。他们对这群可怜虫解释，对他们的假指控有崇高的政治目的：当前在搞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他们承认搞破坏，就会激起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义愤，提高对真正的敌人的警惕，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
该委员会于最短期限内制订了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富农被赶到北部地区——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只是两个孩子……”惊魂未定的车长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以后……遇到孩子也一样开枪吧……”
他几乎就要被列宁和他的政敌们打倒了，但凭借着自己的周旋，终于成功的让自己坐到了今天的宝座之上。
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改变观点，相互出卖？
“是，我明白。”叶诺夫尽管如此回答，但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委员会成绩不小。斯大林安插的克里姆林宫新贵、地方党大权在握的领袖——州委书记，当然还有代表格别乌的亚戈达，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莫洛托夫得意地说：“我们搞集体化搞得不错……我亲自划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共驱逐了40万户。”
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
他在中央全会上可以作出必要的总结了：“阶级斗争显然在加剧……不用说，这类案子还会发生……”这是一声号令，所有的企业都开始挖掘破坏分子。
这时，悔过书如大潮涌来。
全国各地，在妇女的哀号和眼泪中，这些不幸的人被装上大车，在格别乌的押送下离家而去。他们回头望着全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如今已经空空荡荡的房子，离开了这辈子再也看不到的生活。
基洛夫、科西奥尔和瓦莱基斯后来都被杀。委员会21名成员中有19人很快会躺进无名坟墓，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为消灭别人而紧张地劳作。
叶诺夫走了进来，静悄悄的，连一点的声音都不愿意发出。当他进来之后，看到领袖正在沉思，于是他就站到了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
契卡的创始者是列宁，但是实际运作者是亚戈达。
坦克上的机枪响了，伴随着两声“轰——轰——”的声音，两个俄罗斯孩子被炸得尸骨无存……
为此，保证他们不会被判极刑。
他把悔过了的“左倾分子”从流放地叫回来。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同志的忠诚还是不用怀疑的。”一直到了现在，斯大林还是纠缠在“忠诚”二字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不忠诚的人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是最恐怖的：“你呢？准备得怎么样了？”
5月20日，莫斯科举行了首演：公审顿巴斯煤矿的破坏者。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斯大林终于开口问道。
2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员会把富农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送劳改营或者枪决，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
一辆坦克刚刚将一座房屋摧毁，很快车长的视线内就出现了两个顶多十二、三岁的俄罗斯孩子的身影。
如果给他换一个战场，在双方实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或许这位莫斯科保卫战的总司令还能发挥出更高的才能，但现在现实情况却已经不允许了。
托派主将之一、后来成了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的皮亚塔科夫对目瞪口呆的瓦连京诺夫说：“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在24小时内改变自己的一切信念，迫使自己颠倒黑白。”
他们的表现是英勇的，也是可圈可点的，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当自己的首都都受到了最直接的威胁之后，那么，最激烈的保卫战也必然将在所难免。
1929年1月，斯大林判决了前领袖的命运，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俄国境外。季诺维也夫说得很精辟：上告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