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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有个您的朋友求见您！”
这场恶作剧传出去后，反而让不少人很受感动，记住了这家石库门里的“小小银行”。这家小小银行，不仅受到很多老百姓喜欢，也受到一些大人物的关注。
“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陈光甫响亮地回答，从而打破了银行业以往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
他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可以通过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来逐步累积资本。只要真正提供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为降低放贷风险，陈光甫提倡对事不对人，重视对物信用，这就比钱庄要高明。
正在那里想着外面传来了管家的声音：
开业初，陈光甫到底下一家银行视察，问一个经理道：“我们服务顾客时怎样做到更好？”
这是1920年的11月，上海银行已经创业五年。
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让二位挚友深深佩服，马上就帮助他着手筹备。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
陈光甫却通过调查获知，此人暗中从事投机倒把生意，随时可能破产。
民间企业虽然充满朝气，但死亡率也不低。
陈光甫的回应，令张勋大吃一惊：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胆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面对这些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
站在窗前的陈光甫，心情却正好相反。他心潮起伏，脑子里反复盘旋着白天遇到的一位外国银行家的断言：“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
五年来，一元起存解决了上海银行资本来源问题，但如何持续有效放贷却成为一个难题。毕竟，钱只有放出去才能盈利呀！市场风险莫测，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陈光甫首先想到的是山西票号的教训。
回国后的种种遭遇，让他意识到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可见政治是危险的……
他所关心的不是战争进行到了哪一步，自己的军队是不是能够取得胜利，而是全国的建设有没有在政府的指导之下顺利进行。
钱少也是钱，而陈光甫一点资本都没有。经李铭介绍，他说服一个叫庄得之的买办，拿出七万银元，作为建行资本。庄得之出资最多，担当董事长，而陈光甫在庄的帮助下才勉强凑够了五千银元资本，出任总经理。
于是陈光甫严令对其加以防范。不久，奚东曙携款逃亡，许多银行因巨额坏账损失惨重，而上海银行却毫发无损。
这里是金融要地，同时也是王恒岳非常重视的一个城市。
“二次革命”之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张勋上任后，立刻责成当时担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另辟蹊径。陈光甫将目光瞄准正在蓬勃兴起的民间企业。这样的经营策略，可能会让当年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是呀，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大企业。然而，要想“抵制国际经济侵略”，除了“辅助工商实业”，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本着服务社会这一理念，陈光甫决定上海银行一元起存，方便顾客特别是普罗大众。一元起存，就是一元钱就可以开户，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个破天荒般的创举。
夜风徐徐，人声静寂，星光之下的上海滩，看起来是如此的恬静。
总经理陈光甫看着窗外，心中有些感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能有今天的局面，当真是不太容易。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十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