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914年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一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打，打死这帮狗日的啊！”
“快了。”当得知这个消息后，王恒岳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
那一桌上有四个人，穿着打扮和中国人一般无二，坐在那里本来挺安静的，只是喝酒低声交谈，可是这一张嘴，便全都露馅了：
二十一条的密商，让终日关系徒然变得紧张起来。
看当时谈判的记录，整个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过程，就中国方面而言，所有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在每一个细节上！
就连乐山也不例外。
“轰”的一下，酒楼里顿时炸开了！
政府正在谈判，但是民间对日人的仇恨却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
酒楼里到处都是评论“二十一条”，攻击袁世凯和其政府的议论。说到气愤处，还有人忍不住拍着桌子大骂。
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
说着，站起了身：“走，带两个位置，换上便装，到外面透透气去。”
不知道是谁大吼一声，原本就愤怒的情绪，彻底失控！
“东洋人在说什么呢？”另一桌有人问道。
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意思是除日本以外）。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
有些坐的远的，没有听明白，急忙问道。
王恒岳点了点头。这是日本政府在用武力威胁中国政府，企图逼迫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签字。
进入1915年，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变成满天的黑云，回国述职归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
“放屁！”那人也是个火爆脾气，猛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个狗日的龟儿子，想打就打，难道我们还真的怕了你们吗？”
一夜未眠的袁世凯，看来一点都不糊涂，他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显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只是安排外务部跟日本周旋，并且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四川的日本人本来就很多，王恒岳手下的山本助之和铃木正广就是从成都来的，但眼下却是非常时期。
保不住密的中国人，这一次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武器，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日本人再三施加压力，严重警告中国人不许对外走漏消息，但是消息还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电报，日本人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最迟到2月13日，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二十一条的社论就已经出笼。
“啊，还有这样的事？”
“狗日的，日本真的欺我中国无人吗？”
“可不，刚才就是那么说的！那几个日本人，正在那庆祝了，这算怎么一回事情，居然在我们这里撒野！”
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
“在那叫的什么？”王恒岳皱了一下眉头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