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徽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
“什么？”
张准的确是没有时间来招呼卞玉京。急匆匆的吃完午饭，他就去赶场了。在原来的南京守备府，有几十名的商家代表，正在望穿秋水的等待张准的到来。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和张准洽谈。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沉默片刻以后，张准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但是，张准有充分的理由。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这次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不正常的竞争行为，尽可能在新帝国建立的时候，就完善一套较为规范的交易系统。这个交易系统，应该是尽可能公平的。公平竞争，就是新的《商业法》的核心精神。
张准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新帝国，不会好像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依靠食盐来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第二个，任何一个商人，又或者是家族，都不要希望从食盐上赚取巨额利润，你们还是做点其他事才是王道。
“凡是属于民生的必需品，国家都会实行专营，不会转到任何人的手上。专营的价格，肯定不会高，在扣除了各项的费用以后，利润应该是很稀薄的。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在食盐的经营权上，我会开什么口子。”
现在，虎贲军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食盐的价格。目前在产盐量巨大的北直隶长芦盐场周围，每斤食盐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五文钱左右。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最终会达到三文钱的标准价格。
张准明确无误的说道。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张准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但是，现在，鞑子都灭亡了，清朝肯定是没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准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06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张准为什么要这么做。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张准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人不能无耻到xx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徽州盐商曾经的辉煌，也蕴含着徽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商人，才有强盛之时代。
张准的意思很简单，将盐价大大的降低。以前的每斤盐，需要几十文钱。现在，张准决定，将每斤私盐的价格，下调到三文钱。不管你拿货价是多少钱，反正，到了店铺里面，你最多只能卖三文钱。要是超过这个价格，虎贲军的相关部门，就会对你进行处罚。当然，你要卖两文、一文，甚至是不收钱，白送，那也是可以的。
“我知道大家会怎么问的。”
但是，新帝国的商业贸易发展，是有序的发展，不是无序的发展。是各行各业，都有人去做。而不是一窝蜂的，看到什么赚钱，就全部都涌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因此，张准觉得，自己有必要，对商业贸易，做出一些健康的规定，以防止很多不良现象的发生。
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收回了资本的鲍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在座的商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都有些黯然的低下头。显然，他们都相信，张准这次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他既然这么说，就会这么做。以后，大家想要通过食盐赚钱，那是绝对不可能了。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这些商家代表，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地头蛇，除了扬州那些盐商之外，其他都是来自松江府、苏州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数量最多的，都是盐商。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盐商，也多多少少和私盐售卖有一点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