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则是利。
先是元丰党人碑，后是元祐党人碑。
“如今大明是个什么情况，你们是知道的。若是再不以重典治吏，用不了多少年，朕恐怕要将自己挂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了。”
结果就是，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
“臣遵旨。”
“嗯，想法不错。”
在皇帝给京官实俸的情况下，各党很容易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清查田亩势在必行。
这话太不吉利了。
示意将奏章还给韩爌，朱由校又转头看向张问达道。
“对于此事，都察院要派遣人监督，防止有人中饱私囊，强索小民田亩。”
回了韩爌一句，朱由校又写了一会儿后，才拿起天启之宝在奏章上盖印，而后交给刘时敏。
等到宣和、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李纲的遭遇和秦桧、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大明从来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国度，这些人总能明着暗着，卡各种祖制的bug。
而随着讨论的继续，关于加税的事，也被提了出来。
闻言，朱由校点了点头，这李汝华还是很有办法的。
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其师首傅公子虔，右傅公孙贾被刺字。
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
那么王安石、韩琦、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
然后，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至于说，动了得利阶级利益的问题，会不会闹出民乱什么的。
“考成法暂时就以此施行吧。”
以宋末为例，越争越是没节操。
皇帝眼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
毕竟，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
贪污受贿的，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
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每日操阅两卫，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
闻言，张问达立刻就拱手道。
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
然而，当蔡京垂垂老矣，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
而以韩爌、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则是反对加增商税、矿税，主张加大田税。
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
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
只能说想多了。
武则天看重狄仁杰，但也没放弃来俊臣。
京中的诸党争论，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
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
“臣与袁侍郎商议过后，打算丈量田亩，重订地契，再造鱼鳞册。”
嘉靖用海瑞，但却重用严嵩。
都是一个道理。
无所谓这党那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