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主持兵部工作的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忠于国家的主张，以"大义"取得临时执掌朝政的孙太后支持下，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玉为明代宗，改他为太上皇。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主战想法后，得任兵部尚书，随即动员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为主的二十二万人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
他这个太上皇似乎已可有可无，完全置其生命于不顾。
也先见明英宗已无利用价值，颇有玄机地将其遣送回朝。此时的明代宗显然不愿意待见他，当即打入南宫监禁，失去了自由。
更可气的是，原本答应将他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的明代宗，后违背承诺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这一举措让明英宗仇恨不已，便把明代宗给予他的种种屈辱都算在于谦身上，认为是于谦帮助明代宗所致：不仅欺负了他，还算计他的儿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能将于谦处死，才解心头之恨。
另外，帮助明英宗复位的石享、徐有贞等奸佞都害怕于谦，对于谦严重不满，恨意也很深，都希望快速处死于谦后好握稳权柄。
代表武官集团的大将石享原本是于谦推荐的人才，只因于谦为官清廉，不满意石享以仅图报恩而"唯亲"地荐用其不堪大用的儿子，石享由此被于谦斥责后便暗生怨恨。
徐有贞与于谦早有仇怨。因"北京保卫战"前，徐有贞是力主"南迁"的首要分子，被于谦厉声阻止后从此而心生间隙。
至于太监曹吉祥，其欺压良善的所作所为，于谦原本看不惯，早就不是同路人。
五、兵部尚书于谦何以甘愿赴死？
于谦在明英宗发动"奇门之变"时，其实是有机会镇压的。
那时，于谦仍是少保兼兵部尚书，手握军权。而石享等人的力量并不雄厚，仅仅是千余家兵，即便有曹吉祥的太监内卫追随，也很有限。
据有关史料记载，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的那晚，于谦正在军部衙门值班，得知消息后，仅对报告的手下说了句："什么国家大事？他自有天命，你只管去。"便置身事外，什么也没做，甚至也没去想，任凭石享等人拥护着明英宗去往朝堂复辟。第二天，于谦整理好衣服，仍平静从容地上朝。
这是为何？
是于谦担心事发突然，过于匆促，平息不了石享等人？还是认为明英宗复位后不会处死自己？
显然不是。
于谦完全可以迅速调兵，摧枯拉朽地剿灭"夺门之变"。他亦明白若明英宗复位后，自己必死无疑。
但忠于国家的于谦知道，那时明代宗已病危，离大限不远，他改立的朱见济又不期早早夭折……。即便他处置了"夺门之变"，大明又将何去何从？
为了生灵免遭涂炭，大明再度横生枝节，出现更大灾难陷入内乱不止之中，引发瓦剌再度入侵的悲剧。
一生正气的于谦，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一袭来，立时把生死置之度外：谁当皇帝不重要，如今最关键是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天下的太平。
于是，于谦断然选择了放弃内斗，默许明英宗复位，甘愿接受明英宗对他报复性的处置：于谦一上朝当即被明英宗下令逮捕入狱，五天后以"图谋拥立襄王之子的谋逆大罪"被处死。
壮哉，于谦！
他完全是以自己崇高的民族气节，成全了威威大明276年的天下。
他的大义凛然，他的精忠报国，不计个人生死的胸襟，需要何等的胆识才能做到？
难怪复位后的明英宗亦叹息"谦实有功"。
于谦称为"民族英雄"当之无愧。他，刷新了文人忠义报国的标杆，值得永远尊崇爱戴！
六、后记
成化初年，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复官赐祭，在诰文中确认了他的"忠诚"：
"当国家多难时，他以社稷为重，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所嫉，先帝已知其冤，朕亦怜惜他的忠诚。"
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追谥"肃愍"。
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改于谦谥号为"忠肃"。由此，他的作品《节庵诗文稿》便收录整理成《于忠肃集》传世。明史亦高度评价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为于谦题写匾额：丹心抗节。这块匾就悬挂于北京于谦祠，如今是重点保护文物，位于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
在杭州的于谦祠，则位于于谦墓旁，位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受后人代代瞻仰缅怀，至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