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徐庶等三人更加疑惑了。
一个两个都赶着离开内阁那么有前途的地方，去凉州那等苦寒之地忍受风吹日晒和艰苦的环境，图什么啊？
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吗？
他们怎么想也不能理解这两人的理由，总觉得这样做很傻逼。
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快乐也不相通。
所谓我见诸君如傻逼，诸君见我应如是。
在这个大家互相把对方当傻逼的时代，能做到嘴上相互尊重对方的想法，不开口闭口就是骂人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
诸葛亮和司马懿尝试着互相理解，并且互相认同，互相不把对方当傻逼，已经可谓是知己的典范。
这场酒宴之后的第二天，司马懿被郭鹏喊去了勤政殿书房，然后出来，收拾收拾行李。
当天下午，司马懿就得到自己被调往凉州敦煌郡广至县当县长的调令，责令五日内准备好，启程赴任。
两人有一天的时间差，所以诸葛亮先出发，然后在洛阳城西的驿站里等到了之后赶来的司马懿。
之后，两人携手共进，一路上品味人间最美的风景，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帝国边陲的征途。
那必然是遥远且伟大的征途。
而同一时刻，郭某人又在洛阳城内给自己的臣子们下达了一项新的任务。
修史。
修《后汉书》。
这其实不是郭某人自己想到的，郭某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没想到要修史书。
只是蔡邕闲来无事，某一日上表给郭鹏，希望郭鹏可以对他开放宫廷内收藏史料的场所，他想用余下的生命修一部关于东汉帝国的史书。
他想为东汉帝国收尸，全了自己最后一个念想，给他所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那些人做传，记录他们所经历的所发生的事情。
于是郭某人才想到了修史的事情。
其实也不怪他，准确的说，这一时期，直到数百年后，史书的重要性和政治意义并没有为人所重视。
且直到隋唐以前，修史书都不是官方组织的事情，都是私人行为，历朝历代官方并没有想过专门派一群人给前朝修史。
包括《史记》在内，最开始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是司马迁的私修史书。
更早的孔子所修鲁国史书《春秋》、无名氏所修《战国策》还有《竹书纪年》等等都是一个性质的私修史书。
东汉时期，班固兄妹联手修了《汉书》。
汉末三国时期，有诸国官僚士人私著的《魏略》、《三国志》、《英雄记》、《魏书》、《吴书》等私修史书。
到南北朝时期，包括《后汉书》、《华阳国志》等等，也是私修史书。
当时的政府官方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也不认为史书具备隋唐之后所普遍认知的可以给上一个朝代盖棺定论并且宣布自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义。
最开始禁止私修史书的人是隋文帝杨坚，不过隋朝国祚短，没有能贯彻落实。
到了唐朝也没明令禁止，但是设置了专门修史书的国史馆。
从那以后被认同的所谓正史绝大部分都是官方下令组织修订，为了给上一个朝代盖棺定论并且宣扬自家政权合法性了。
这种史书就被称作正史，当然除了满清之外，也没有真的严厉禁止私人修史，不过一律称之为野史罢了。
于是满清只好流行起了打打擦边球的考据学。
而眼下，修史只是一群社会精英出于个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志向而进行的行为，和官方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蔡邕来说，想给东汉帝国收尸是一回事，自己闲极无聊也是一回事，并且想着和司马迁还有班固兄妹比肩也是一回事。
他也想给后世留下一点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