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艾格隆告别时，普希金自告奋勇，主动表示愿意充当法国皇帝和俄罗斯和解的桥梁。
这并不是他突发奇想，事实上，在他刚到巴黎、刚开始声名鹊起之时，就已经有俄罗斯大使馆的高官私下里来找他，希望他发挥类似的作用了。
毫无疑问，如今法国和俄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格局。
在波拿巴家族刚刚复辟的时候，因为旧日的仇恨，以及对年轻皇帝的轻视，所以俄罗斯对法兰西帝国采取了最冷淡的态度，不光召回了大使，沙皇甚至还私下里讨论过组织列强再来一次武装干涉的提议，只是因为英国和奥地利的冷态度而不得不作罢。
而刚上台的艾格隆也毫不示弱，在上台之后，他就同样采取了对等措施，迟迟不派大使前往俄国赴任，并且在波兰发生起义的时候，他还不顾外交礼节，公开发声支持华沙的起义者们，甚至还收留流亡的难民。
可以说，两个国家的关系，因为两位君主的意气之争而完全破裂。
但是，这种情况是很难容忍下去的——在整个国际体系当中，两个强国如此公开对抗，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互相之间的外交空间，浪费各自的资源，也势必会让其他国家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眼看艾格隆轻易地就平定了波旁家族的叛乱，坐稳了皇位之后，在俄罗斯统治阶层内部，“不必再与波拿巴家族对抗到底”的声音，也渐渐地蔓延开来。
对外交官们来说，不管沙皇多么讨厌“波拿巴小子”，两个国家终究还是有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也需要从法国吸收技术和资金，同时进口各种商品。
至于之前的战争，那更不叫事了，欧洲各国打生打死几百年，日子不还是一样过？前一刻还打生打死，下一刻就称兄道弟，这才是常态。
所以，两国之间的外交官们，已经开始私下里接触（同时也得到了各自君主的默许），为关系正常化做好了铺垫。
当然，对君主们来说，“面子”不仅仅事关个人，更是统治威信所在，所以无论是艾格隆还是尼古拉沙皇，谁也不愿意显得好像是对对方“认怂”，最终的障碍也就在这里了。
而这时候，从巴黎“载誉而归”的普希金，就恰好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第一，他刚刚在巴黎大获成功，堪称俄罗斯人的骄傲，也足以体现艾格隆对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的尊重。
第二，而普希金到彼得堡之后，主动为艾格隆说好话，也足以体现出艾格隆的个人魅力，让这位大诗人“折服”。
总之，两边都可以保全颜面，并且足以向国民交代了。
接下来，只要沙皇再热情接待普希金，并且倾听他有关于艾格隆的叙述，顺便再发表几句类似于“没想到这位皇帝陛下还有如此才识，我倒是有点错看他了”的感慨，事情就等于水到渠成了，剩下工作的交给心照不宣的外交官们就行，他们能够体面地把一切都做得妥妥帖帖。
而到时候，两个国家就会正式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两位君主互相写信称兄道弟，之前的一切争吵都仿佛没有发生过。
对于这些外交上的细节，普希金当然不是很清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自己的热情，来亲身推动这件事。
对他来说，俄罗斯和法国、罗曼诺夫家族和波拿巴家族的那些冲突，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现在的法兰西皇帝，是如此年轻、优雅，讨人喜欢，他不应该背负父辈的重担，而是应该得到他应有的尊重。既然他可以和自己这个俄罗斯人成为朋友，那么他没有道理不能和俄罗斯成为朋友。
诗人的这种浪漫想法，多少有点高估了艾格隆的“大度”。事实上，在他的心中，从来没有忘却自己早年所承受的痛苦，而这些痛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拜沙皇一家所赐。
哪怕不谈什么个人仇怨，如今俄罗斯帝国以泰山压顶之势从波罗的海到波兰、再到黑海，几乎吞没了整个东部欧洲，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让他心中免不了惴惴不安。
他可以喜欢具体的某个俄罗斯人，但绝不会喜欢俄罗斯，现在跟沙皇的所谓“和解”，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艾格隆对普希金的满腔热情和好意，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在如今这个舆论环境下，他冒险在彼得堡为自己说好话，想必会引来许多谩骂，而这些他完全可以不管的。
越是感动，他的心里越是惋惜。
因为他知道，在历史上，这个可怜的天才诗人，在1839年，就死于一场他自己主动提出决斗当中。
一位投奔到俄罗斯的法国流亡者乔治·丹特斯男爵，有意去勾引他艳名远扬的妻子娜塔莉亚，最终惹得他极为愤怒，提出了决定，最后不幸地死于枪弹之下。
在历史上，这位支持保王党的流亡者，是因为1830年七月革命当中奥尔良公爵篡位而选择流亡的，而好笑的是，现在这位流亡者依旧在流亡，只不过“罪魁祸首”却变成了自己。
这岂不是说，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的话，他就等于是死在自己种下的因果之下？
这可不是艾格隆想要见到的结果。
“我的朋友，我非常感谢您主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相信，你将被两个伟大民族同时铭记。”艾格隆假装严肃地拍了拍普希金的肩膀，“正因为如此，我必须要提醒您小心！也许会有恶毒的暗箭会因此射向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