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五年，三月二十七，这天对沈溪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他当官以来第一次参加朝议。
明朝百官上朝，通常提前一天就要做准备，朝议前一晚不能回家，而要暂时居住于东、西长安街的官宅内，诸如每朝必临的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以及六部尚书等大员，在东、西长安街都有自己特定的居所。
临朝当日，上朝官员，称之为朝参官、京朝官，佩牙牌，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宫。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午门上楼名“五凤楼”，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
进宫门，并不会马上入阙门朝见。
弘治年间的朝会，多是午朝，上午巳时之后才会进行，百官进宫后等候入朝，称之为“待漏”。
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谓之“待漏院”，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以便近臣待漏入朝。
“近侍衙门，端门内各有直房”。右阙门南，是锦衣卫直房；下三间为翰林直房，候朝时，大学士居北楹，众学士中楹，余者南楹；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又名“板房”，是詹事府、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
遇到大朝会，进宫的文武官员多，百官需要在各自所属的“待漏院”内等候，朝议通常在奉天殿外升御座，以大礼之后再行朝议。
但弘治皇帝勤勉，只要身体没问题，每天必开朝会，相对应的便是一些繁文缛节省去不少。除大朝会外，弘治皇帝听政基本在乾清宫内，凡有不能商榷的奏本或上疏，召内阁大学士及六部九卿属官等人，共同商讨。
但凡遇到皇帝在乾清宫朝议，入宫上朝人等，皆在翰林直房内等候。
“待漏院”翰林直房内，等候上朝的官员严格按照品阶划分而坐。沈溪作为翰林官入宫听朝，由于他官品不高，只能陪坐末席。而他前面之人，多是六部大员，至于三位内阁大学士及六部七卿，并不在翰林直房，直接在文渊阁等候，这也是弘治皇帝给他青睐大臣的一种特权。
沈溪认识的人不多，除了礼部几个官员认识外，其余的，也就兵部左侍郎熊绣跟他有过照面，但也是之前跟马文升一起时见过。至于别的人，连招呼都不跟沈溪打，他坐在角落有些尴尬。
一直到巳时，司礼监才派人过来通传，百官入朝。
说是百官，但其实本次入朝觐见的官员不到三十人，这在弘治末期已经算是不小的朝会。随着身体逐渐不支，弘治皇帝如今临朝，很多时候只是把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左都御史及几名勋臣召到乾清宫议事，连六部侍郎都没有资格参加。
在奉天殿外举行的大朝应分为文武两班，但今日午朝因基本都是文臣，无须分两班入宫。
明朝以左为尊，文官入宫须走左掖门，过金水桥，一路往乾清宫外，须在皇帝抵达之前，稍作等候。
根据品阶，内阁大学士与七卿先进内，而后是九寺正卿、六部堂官及随众人等，沈溪官品最低，又排了个最后。
洪武、永乐年间，内阁大学士只是作为皇帝顾问或者秘书入直宫中，在皇帝批阅奏本时提供参谋，很多阁臣都是正五品，地位不高，更无法跟正二品的七卿地位相提并论。但在正统年间三杨辅政后，内阁大学士地位逐渐凸显，再经成化、弘治两朝对内阁大学士的优待，到如今内阁大学士已经比七卿高那么一筹。
上朝时，左侧是三位内阁大学士居，身后是礼部、工部和左都御史，另一侧则是英国公张懋居，身后是吏部、兵部、户部、刑部尚书。
至于九寺正卿、京兆府尹、侍郎、少卿等人则站在后面，基本一边是翰林体系出身的官员，另一边则是非翰林体系出身官员，泾渭分明。
沈溪作为翰林院出身，新晋的正五品右庶子，站在刘健这一列的最后，老老实实把头低了下来，等候弘治皇帝到来。
刚满十六岁已位列朝班，在皇帝上朝时可以在人群后面仰慕天颜，这在别人看来是无比的荣光，但对沈溪来说却是煎熬，因为现在的他光有参加的权力，却没有话语权，也是很遭罪的事情。
朝议上别人的观点无论好坏，他都没资格搭茬。
沈溪这次上朝，并不是参政议政，只是在朝议结束后，弘治皇帝会留下他，可能还会有几个大臣，询问他关于东南沿海平定盗匪和倭寇的事情，相当于一次策问，沈溪准备了好几天，就为面对皇帝提问时可以对答如流。
谢迁之前让沈溪所拟奏本，直接上奏弘治皇帝，并没有窃取沈溪的功劳。如此一来，沈溪今天面对的，是回答之前奏本中提到的一些平匪辑要的细节，诸如如何整顿吏治、募兵、募粮等事宜。
沈溪相信，皇帝看到一份主动请战，但不跟朝廷要钱粮和兵马的奏本，心里会很高兴，只是不免心里打鼓，这小子什么都不要，还想打胜仗，靠谱吗？
很快，弘治皇帝升銮乾清宫。
既是上朝，哪怕只是最普通的日朝，百官也需行叩之礼数，三跪九叩之后，弘治皇帝一摆手，道：“众卿平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