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王，封在汉中。
这五个藩王通过各种名目，夺取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王府“庄田”。
而庄田上的农民，则从自耕农变成了王府的农奴。
庄田的全部收入归王府所有，不用向朝廷缴纳一分钱的税赋。
仅仅在西安府的辖区内，秦王府就占据了至少八千九百顷的良田。
一顷等于一百亩。
而平凉府固原州辖区内，属于民间所有的田地只有一千三百余顷。
而王府所占据的庄田，却有数万顷之多。
万历皇帝为了筹措对金作战的军费，下令加征“辽饷”。
经过几次追加，到天启年间，每亩已经加征到了九厘。
因为“辽饷”是按田亩数加征的。
秦地的人口并不算很多，但是，因为田亩数多，分摊到的“辽饷”，每年高达二十六万两白银，甚至超过了富庶的南直隶。
而秦地的田地，实际上相当大部分都已经落到了王府手中。
剩下的民田都被迫分摊全部的“辽饷”，老百姓的负担又大大的加重了。
再加上各级官府、胥吏上下其手，任意加派，终于逼得秦地的农民无法生存。
而秦地又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是对抗蒙古各部的前线地带。
明朝所谓的“九边重镇”之中，榆林、固原、宁夏、甘肃四个军事重镇都在陕西这边。
明朝的精兵良将，很大部分都出自秦地。
然而，朝廷待秦地的边军犹如猪狗一般，全不当人看待。
边军军饷长期拖欠不发，甚至于把军饷挪去修建那三大殿。
就在王二率部杀官造反的这一年，朝廷已经欠秦地的边军银饷，竟然达十五万九千余两之多。
边军士兵们为生活所迫，无奈的先卖衣物，再卖武器。
然后，再卖儿卖女卖妻，直至最后沿街乞讨，悲惨的死去。
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等死，奋而拿起武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从而沦为盗贼。
而自万历末年以来，“小冰河”气候加剧，秦地的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连年旱灾，造成了农业生产几乎完全崩溃，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饿疯了的饥民先吃树叶草根，吃光了树叶和草根，就开始吃观音土，最后开始吃人。
而吃了人肉的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在如此严重的灾荒之下，朝廷不但没有丝毫的救济，反而催逼赋税和“辽饷”，急如星火。
今年春天，又受连续旱灾影响，秦地再次爆发大规模饥荒。
成千上万的饥民等不到朝廷的救济，又不甘心饿死，于是，纷纷以王二为榜样，扯旗造反，杀官抢粮。此时，安塞县有一个名叫高迎祥的马贩子，善于骑射，膂力过人，为人仗义轻财，在当地颇有声望。在这样的大灾之年，高迎祥振臂一呼，揭竿而起，自称“闯王”。
其手下，很快就聚集了数千饥民。
宜川县有一个名叫王子顺的农民。
王子顺因为欠下地主乡绅的高利贷而无力偿还，又被官府催逼赋税，一怒之下，遂举旗造反，自称“左挂子”，并且，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附近的苗美、大红狼、飞山虎等等几支饥民武装，都归入到了王子顺的旗下。
清涧县有一个名叫赵胜的秀才，只因每天晚上在庙里点灯读书，硬是被仇家污蔑是在夜里读兵书，图谋造反，无奈之下，赵胜只好真的聚众造反，自称“点灯子”。
其部活动在清涧县东部一带的山区内。
洛川县有一个名叫张存孟的小商人，见大灾之年饿殍遍地，白骨蔽野，官府还要催逼赋税，于是，张存孟召集了乡里人，竖起“不沾泥”的大旗，组织抗粮抗税，杀富济贫。
最厉害的人物，还是要数府谷县的王嘉。
王嘉原本就是府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
因为王嘉家中没有田地，无法生存，不得不跑到榆林镇定边营，去当了一名边军士兵。
结果，朝廷又长期拖欠军饷，王嘉实在活不下去了，被迫逃回老家，并且，发动了起义。
由于他是军人出身，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无论武艺还是军事素养，都要比纯粹的饥民强得多，因此，他很快就在“盗贼”多如牛毛的延安府打响了名气。
就连最早杀官起义的“造反大佬”王二，都慕名带着人马来投奔他。
如此，他们二人的人马合成一股，足足有五六千人之多。
他们以延安府和庆阳府交界的黄龙山区为根据地，利用有利地形抵抗官军的围剿，竟然让官军毫无办法。如此，农民造反、商人造反、秀才造反，就连军人也造反。
现在，整个秦地，已经呈现出了造反“全民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