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马路，等待202路公交车前往省际西站，然后从那里转乘109路前往码头。
这条路线是本市的主要交通线路，穿过东西城区，全程超过25公里。我在中途上车，但是这条路线上公交站点很密集，预计需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省际西站。
大约经过50分钟的车程，我到达了省际西站，下了202路公交车，正好赶上去货运码头的109路。
转乘109路只需10多分钟，我就抵达了码头站。
广场上人群嘈杂，有人背着行李，提着包裹，摩托车引擎声和广告声此起彼伏，让我感到有些烦躁。我离开广场，来到旁边的一个生活小区，在一棵凤凰树下坐下来。
凤凰花已经开过，结出了一串串长长的扁豆，勾起了我小时候摘凤凰豆的回忆。我还记得初中时，爸爸经常骑着摩托车带我去采访写新闻稿，我们常常穿过城市中盛开的那片凤凰花海。可是，我再也无法回到家乡了。
文学曾是爸爸的梦想，后来也成了我自己的梦想。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我曾无数次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梦想，为了我和爸爸。然而，这个梦想早已在我的现实生活中破碎了。
我抬头仰望天空，感到对爸爸的愧疚，仿佛他就在云端凝视着我。疲惫不堪的我感到困意袭来，不知不觉地倚靠在凤凰树上睡着了。
突然，樊武的电话将我从梦中唤醒，他已经到了。
在一个巨大的牙膏广告牌下，我看到樊武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白色塑料袋，袋子里面就是户口簿。
我看了看手表，是10点，于是拦了一辆出租车去狮海售票处。
然而，出租车行驶到高架桥附近时遭遇了交通堵塞，车辆排成长长的队伍，根本看不到尽头。过了10分钟，我听到车窗外有人说前方发生了几起追尾事故，交警正在处理，至少还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急得不行，决定下车小跑过去。
下车后我开始小跑，脚踝受伤处隐隐作痛，但我已经顾不得，太担心赶不上特价票了。
终于在10点半的时候，我奔进了狮海售票处。售票处经理看到我大汗淋漓，愣了一下，让我坐下并递来一杯水，说：“别着急，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我指着右边最远的电脑工作台说：“如果我再休息，我的特价票就会被卖了。”
这时，3号工作台的售票员听到了，站起身来。她说：“您的票还在，有带户口簿来了吗？”
“带了，刚才在高架桥那边堵车，我是跑过来的。”
3号售票员快步走过来，接过我递上的户口簿，然后在电脑上填写信息。
“天啊！您居然跑过来的？可以搭个摩托车呀，从那边到这里还有三四个站。” 经理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揉着隐隐作痛的脚踝说：“没关系，锻炼一下也好。快给我出票吧。”
经过10分钟的等待，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明天早上6点50分飞往广州的两张特价票，价格包含了燃油费和机场建设费，总共是860元。
3号台的售票员还递给了我一张名片，告诉我她叫张秋芳，以后购票时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
凌晨3点50分，我乘坐出租车去医院接樊舟，到达机场候机厅时已是清晨5点。我给樊舟找了个椅子让他休息，然后匆忙去机场办理他的身份证明。办完登机手续后，离登机时间只剩下30多分钟。
早上八点，我们抵达广州。
出了机场后，我带着樊舟直接坐上机场大巴，到达离医院最近的落客点，然后我们才搭乘出租车去医院。
九月末的广州，阳光明媚，车流不息，人们络绎不绝。两旁的商店琳琅满目，繁华景象令人目炫神迷。
广州城的繁荣给了樊舟生存的希望。透过后视镜，我看到他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的街景，嘴角逐渐上扬。我明白，心理建设对于病人至关重要，因此我必须让他燃起活下去的信心。而广州的现代化，让樊舟相信这里的医疗技术同样是先进的。
我从袋子里取出在飞机上留下的小包面，对他说：“樊舟，你肯定饿了吧，尝尝这个小面包吧。”他听话地接过小面包，小口小口地啃着，仿佛在品尝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中午11点半，我带着樊舟来到程主任帮忙联系的医院。为了让他有个地方歇脚，我在附近的一家“沙县小吃”店给他点了一份小笼包和一碗瘦肉粥。他胃口不错，把粥吃完了，小笼包只剩下两个。我让他先在小食店等着，然后我去急诊科为他挂号，以确保他能尽快得到床位休息。
挂号后，我带着樊舟来到急诊科。医生看着他的病历，脸色变得凝重。医生询问了樊舟一系列问题，然后填写了检验单，边写边说：“病人的血小板已经降到了临界点，你们冒险过来真的不明智。”
我听出医生的意思，为了争取得到床位，我恭维地说：“医生，我们别无选择，来这里才有一线生机。我小叔子的病情非常紧急，恳请您帮忙争取一个床位。”
“我并不是不想为病人提供床位，只是血液科已经没有多余的床位了。”
我心里一紧，如果是这样的话，去找吴主任也没有用了。我只能退一步恳求道：“医生，就给一个急诊科的床位也好，他的瞳孔已经有出血点，视力已经模糊，需要输血治疗。”
医生指着坐在马扎上打吊水的一个病人说：“急诊科里甚至很多病人都只能自己买凳子来输液，哪有多余的床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