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三嫂也出来帮腔。她是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尖尖的嘴，骂人时唾沫横飞，使劲地拍着大腿。母亲也忍不住冲出屋去，可骂不了几句，就恸哭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骂。我常因母亲的软弱感到难以忍受的愤怒。
集体那阵，我家好像从未杀过过年猪。有年三十夜过年没有一两肉，父亲将仅有的一毛钱给大哥去买盐巴，大哥却不慎将盐巴撒了一大半在路上，结果被母亲一顿棍子打得满地打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可大哥将这一切早就忘了，穷得至今吃不起盐巴却心安理得坐在家里享清闲。干三哥每年都杀过年猪。尽管我们两家人总是三天两头的吵架，杀猪那一天，干三哥和干三嫂却无论如何要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父亲态度坚决，不让我们小孩子去看人家杀猪，我们也从来不去看，我们几弟兄呆坐在昏暗的灶门前，等着父亲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父亲最终是拗不过干三两口子的。母亲把饭蒸好了，干三嫂却强行地将甑子从锅里端出来，将灶孔里的柴火退掉。
母亲红着脸，尴尬地望着父亲。父亲埋着头不动声色，依旧从容不迫地打草鞋。母亲知道父亲默许了，就不大自在地跟在干三哥两口子的后面，我们几弟兄又跟在母亲后面。父亲最后一个坐到干三哥家桌边，父亲不说话，默默地吃完饭起身就走。
我恨干三哥，也恨干三嫂。
我觉得我应该比他们强，我家也不能永远没有过年猪。
哥哥是靠推荐上的初中，如果考试，他一定一塌糊涂。父亲的第三个儿子，居然从三年级读到二年级，愚蠢而且可笑，但他也喜欢看书。我不明白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弟弟，让我们天天在一起受罪，让我们相互都受尽折磨。
我原来还错误地把杀过年猪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弟兄的共同努力上。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他看书不是消遣，更谈不上求知，他根本就认不了几个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他装模作样，做出聚精会神的样子，捧着书本，离眼睛很近，嘴唇一张一合，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我只要看见他那个样子，再好的书我也看不进去，我只想夺过他的书本撕个粉碎。我知道他做出这个样子，是希望别人说他有希望，可他又从未得到过赞扬。大哥也看小弟弟也看，都紧紧地搂着书本。
我们几爷仔马马虎虎在季节上下田忙几天，父亲依旧在他认为农闲的时候打草鞋，母亲身体不好，经常躺在床上呻吟。
父亲从来不给母亲买药，更不会送母亲到医院，母亲就那样长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呻吟着。
父亲自己生病了也不买药，他没有钱，他认为生死是命定的，药再好也医不了人的命。
野草在庄稼地里凶猛地长起来，禾苗在野草的包围下开始枯黄，可是没有人去薅草，没有人到地里去看一看；男主人悠闲地在家里打草鞋，女主人在床上呻吟着，他们的孩子都在家里看书，其中一个夜以继日地写作，为他的那些美丽而飘缈的梦所痴迷，这是一幅莫名其妙的风景。
眼看季节就要过去，我才从梦幻中猛然惊醒，想到我们将在贫困中越陷越深，我们一家人已经快要沦落为乞丐，而这样可怕的后果也许都是我的责任，我得想想，好好地想一想。
但是写作仍然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我，我对她的向往就像如今对女人的欲望那么强烈，时常在我的体内熊熊燃烧，使我不能自持。
我越来越觉得这是我前世欠下的债或者修来的缘份，如影随形，魂牵梦绕，在我后来重新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了她。
写作需要阅读，需要订杂志。为了订杂志我曾经绝食三天，如果父亲不给钱我就继续饿下去，永远不吃饭。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望着被烟熏黑的瓦檐，觉得自己的灵魂在躯壳周围飘荡。
那时我才十六岁半，还不到该死的时候。母亲吓坏了，一边哭一边恳求父亲给钱。作为母亲，她更了解自己第二个儿子的性格；她知道，如果我拿不到钱，我会坚定不移地饿死自己。
父亲愤怒极了，我若不是死志已决，父亲会狠狠揍我一顿，将我打得皮开肉绽才罢休。虽然极不甘心，父亲总算缓缓地将手伸进了贴胸的衣兜里。他眼球充血，全身都在颤抖，脸上冒出的怒气咝咝作响。
那只青筋暴凸的手终于缓缓地从胸前的内衣里抽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手巾包着的小包，那手巾从来就不曾洗过，分辨不清是什么颜色。
父亲拿着小包的那只手抖得特别厉害，仿佛在打摆子。父亲将手巾一层层打开，动作小心翼翼，仿佛怕惊吓了什么，生怕那几张可怜的钞票变成一只只蝴蝶飞走。
父亲终于打开了手巾，那是我家卖了一头小牯牛的钱，整整二百五十元。在我十六岁半的记忆中，这是我家拥有钞票最多的一次，父亲不知要用来派什么大用场，也许打算用来买木料修房子为我们娶亲。
而现在，父亲却必须要拿出整整三十元来，而且是拿给这样一个任性的儿子，不是拿去干什么正经事，只是去订一些派不上任何用场的杂志，其实那就是一堆废纸。父亲对我恨之入骨，整整一个月没有说话。那眼神凶狠而残忍，恨不能将我生吞活剥。
母亲站在父亲对面，一边流泪一边替我哀求：“拿给他、拿给他，哪叫我们没本事，送不起他读书。你就拿给这个冤家，这个挨刀砍脑壳的！”这时我的眼泪流下来，我不知道我竟然会有那么多的眼泪，我使劲咬着被条不让自己哭。
父亲终于抽出三张十元的钞票，最后确认没有多出一张才递给母亲。母亲还没来得及伸出手，三张钞票已从父亲的手里飘落在地。
“我们原来也很穷。”姨娘对我说。她是秋芬的妈妈，她不是我母亲的妹妹，我们两家也从不来往，但她喜欢和我说话。那时我和秋芬还亲密。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秋芬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眼波含着流动的笑意。
姨娘很喜欢和我聊天：“我来的时候，房子只有一间，板壁是用篾条子夹的，壁缝里糊满牛粪来遮风避雨，房子潮湿没有光线，连解手都没有地方，只能往别人的猪圈里跑，自己没有猪圈也喂不了猪。”
姨娘和我说话总是滔滔不绝，叙述着她如何能干，如何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姨娘说，没有钱谁也瞧你不起。我早已知道姨娘是沧浪镇有名的风云人物，她的能干和泼辣曾经使整个沧浪镇的男子汉慑服，她对婆婆的孝心也迎得了沧浪镇全镇人的尊敬，婆婆对她的疼爱又使很多做媳妇的人眼馋。她们的婆媳关系就像两个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
姨娘说，集体生产那阵，男子汉们每早晨扯一百五十个秧子，她用同样多的时间却能扯两百个。在很多方面，姨娘都比男子汉们强。我从姨娘身上，自然而然想到秋芬，我认定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姑娘，也像她母亲一样勤劳能干，善于持家。
姨娘反复说那时候她家还很穷，她的哥哥在县城工作，有一次她哥哥从她家的门前走过都不进去看她，她可是他的亲妹子，那时她倚着门框，望着门前空空的马路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秋芬收拾好碗筷也坐在一边听，并眨着眼睛笑，那笑表示对她妈妈的叙述不以为然，而我的心却被深深地感动。
她们其实不知道我其实很穷，只知我那时刚刚发表了两篇文章。她们和沧浪镇的许多人一样，对写作的神秘怀有敬意，而我为此却感到惶惑。
我没有想到我会被贫穷吓倒，但我终于还是被贫穷吓倒了。地里的杂草淹没了禾苗，可是每天早晨吃了饭，大哥坐在灶门前捧着一本书，老三捧着一本书坐在街沿上，勾着腰，眼睛离书那么近，很专注的样子。天有时飘着小雨，太阳却又从云后面探出半张脸，于是布满小雨的空中划出一条条金色的彩线。
我看不进书了，我如坐针毡，可我也不愿意动，尽管心里着急。我愤怒地望着他们读书的样子，大家都在致富，在挣钱，我家却出了一群可笑的“书呆子”，而这些书呆子都属于赝品。
父亲依旧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打草鞋。姐姐来了，高声地呵斥我们。大哥懒洋洋地放下书本。我站起来，怔怔地看着姐姐。老三也放下了书本，很不情愿的样子，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然后站起来，拍拍裤子，甩一甩头发，左右看看自己的两条腿，却径直向猪圈那里走去。
他在猪圈里一直蹲着，耐心地用一只手抚摸着猪的皮毛。姐姐找到了薅锄，气愤地在前面走。我扛上锄头紧跟在姐姐的后面，大哥就不得不跟上来。太阳的脸全露出来了，望着我们开怀大笑，笑得我们浑身燥热。
雨停止了，云向四面八方奔走，天空显得高而深蓝。姐姐一边弯腰将草铲得嚓嚓地响，一边怒气冲冲地斥责我们，骂我们不知死活，不想吃饭。说集体那阵不如干三哥，土地分到户了还是不如人家，不争气！我感到脸在发红发烧。姐姐伸直腰，理理被汗水浸湿的头发，回头看看除去杂草的包谷苗，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老三来了，在地里拄着锄头站着。姐姐呵斥他，他才心不在焉地动一下，可一会铲断黄豆，一会儿又铲断了包谷苗。溅了一点稀泥在裤脚上，他便放下锄头去找树叶来擦。姐姐就又开始数落我们。
后来姐姐说到母亲。母亲对人总是有求必应，慷慨异常，我们家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母亲却经常背着父亲将粮食白白地送给别人。为此，父亲常常和母亲吵架，但过后母亲却依然如故，父亲虽然气愤，却无可奈何。
老三开始喊口渴，接二连三地跑到溪边去喝水，然后站着东张西望，捡石子打远处歇着的雀儿，久久地不回来。
母亲对她的儿子们总是唠唠叨叨，但她根本就叫不动他们。她的儿子们埋头看书的时候，她就嘀咕着水没有挑，猪草也没有打，柴也烧完了。当她指明要某个儿子干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就相互推起来，大懒支小懒。然后是激烈的争吵，十有八九会打起来，然后就是哭声、骂声、父亲的巴掌声响成一片，那场面真是十分的热闹。
不仅是母亲，父亲也常常不能支配我们。有时候他叫不动他的任何一个儿子，他的儿子们都被书“迷”住了。
父亲阴沉着脸，用仇恨的目光瞪着他的儿子们，仿佛他和他的儿子们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他的儿子们除了看书，还爱赌博和吃喝玩乐。他们害怕在烈日下干活，害怕下雨天呆在地里。有时在父亲的催逼下不得不下地干活，他们也总是奸计百出，总是用锄把撑在腰杆上喊腰疼，巴不得一锄头挖落天上的太阳让世界变成一片黑暗，然后就可以回家休息。
我家这样的场面是再也拖不下去了！
舅舅找来医生治好了母亲的病，在床上躺了很久的母亲终于可以走路，能够干一点轻松的活儿。但是母亲已经老了，母亲佝偻着背颤巍巍地挑水，僵硬的双腿艰难地一步步向前挪动。母亲终于摔倒了，水桶砸散了，后面的一桶水全泼在母亲身上，腿也跌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