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到蓝田县之前，柳白就通过朝廷的官方渠道，给这位郭县令送来了公文。
朝廷想要铺设铁路，是需要经过地方官员同意的。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于中央集权的王朝而言，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核心。
什么时候，下政令的时候需要经过地方官的同意？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当然，在此之前并没有铺设铁路的先例。
大唐的律例，如果按照后世的说法，是一种‘习惯法’。
比如在衙门上断案，如果不能找到合适《贞观律》依据，则会根据以前，情况差不多的案件，来断定各自的成败。
而很大一部分案件，确实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依据。
于是，这种以习惯法为传统的断案方式，就出现了。
张三家捡到一头羊，李四说是他的，吵吵闹闹之间，双方告到官府去。
官府也不知道从何查起。
《贞观律》上，也没有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做出怎样的决断。
这时候，进行判案的官员就会查看以前的案例。
如果以前，在同样的情况下，官府把这头羊判给了张三，那么今日的这桩案子，也会是同样的判法。
如果以前判给了李四，这一次当然也会判给李四。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引起民间百姓的热议和反对，那么这种习惯法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与此相同，针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律例，也是以习惯法为基础。
说白了就是，以前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
这种习惯法，一直延续到一千年之后，经过系统的改良，成为了后世大行其道的法律体系。
哪怕是一千四百多年后，照样有些地方在沿用这样的法律体系。
针对于修建铁路，当然是没有先例的。
但是各地都有修建驰道的先例。
所谓的驰道，其实就是官道。
现在，以长安城为中心修建的无数条官道，原型其实是秦朝时期，自咸阳出发，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
如果想要修建官道，必须要征得地方上的同意。
这是自秦朝郡县制之后，中央集权赋予地方，为数不多的特殊权利。
因为这涉及到，百姓的搬迁，农田的变动，等等诸多事宜。
有些地方天高皇帝远，长安城是没有办法得到具体情况的。
只有地方官，才能够洞悉一切，了解实际的状况。
万一朝廷下令要修建官道，不小心占了谁家的农田，或者说断了谁家的水道，反倒得不偿失。
贞观年间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干不出平白无故损毁百姓之物，臭不要脸不赔偿人家的事情。
要知道，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农田和水源，是比性命还要重要的大事！
在他们眼中，自家的田地和收入来源，比谁当皇帝还重要！
于是，在征用百姓土地的事情上，地方官员拥有极高的自主权。
这就导致，柳家也不能直接征用土地。
赔偿给普通百姓再多银子也不行，必须要有官方的出面。
这也是柳白，为何连价格都没有谈，直接给刘洎五百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