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族一开始为了迅速地团结百姓，实行了相对宽松的税收制度。
在农村地区，改一条鞭法为实物税收。士改后的农村以生产大队为缴税的基本单位。
每年的夏收或者秋收之后，各个生产大队会组织队员，按照收获的比例到附近的集镇上交公粮。
这样减少了粮商中间赚差价的环节。
虽然税收降低了，但是华族官府收到的粮食却增加了。
不过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百姓手中的货币数量会增加，相应的，官府手中掌握的货币便会减少。
从宋朝开始，官府便试图将实物税收改为货币税收。
因为那个时候是以银铜作为货币。官府手中掌握的重金属太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要是全都用实物发放俸禄，效率太低，损耗太大。
华族却可以解决货币的问题，因为华族已经成功过渡到了纸币阶段。
这可不是大明宝钞那种没有本位金的纸币。
而是以大量的黄金白银为本币，从而发行的纸币。
当然了，因为华族本士还没有统一，在新控制区，华族依然在将金属货币和纸币混合使用。
先要给百姓建立起对纸币的信心才行。
而华族手中的金银则是通过对外贸易、开采以及历朝历代都采用的抄家方式获得。
华族没有野蛮地抄没所有士绅的家产。而是采用了审判的方式，将那些有罪的士绅还有那些满清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
这些人的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
就像太平军在湖北巡抚的府中抄没的白银就有五百多万两之多。
华族一路从东番岛杀到福建，又杀到两广，仅仅是在满城之中缴获的白银就有几干万两之多。
他们刚刚又从太平军手中截获了他们搜刮的五干多万两黄金白银。
现在其手中的黄金白银储备已经达到了几亿两。
另外华族官府还直接参与到对外贸易中，商部每年通过外贸途径就可以为华族赚取巨额财富。
这就是华族在农村实行实物税收的底气。
除此之外，华族第二大的税收是关税。
华族的关税制度比之满清时期要完善许多。而且采用了进出口浮动税制。这样能够通过税收来调节进出口商品的数量。
比如，对洋人从华族进口的茶叶、丝绸等商品，他们没有替代的进口来源。
华族便课以重税。这些东西贵一点，便宜一点，这些洋人都会消费。
能够消费得起的人便不会在意这一点价钱。
满清到了后期才意识到关税的重要性，但是那个时候满清的关税早就已经掌控到洋人的手中。
但是华族不需要赫德，他们自己就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关税体系。
这并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情，董良不是很懂，但是华族内部有很多能人，他们凑在一起，再参照洋人现有的关税制度，很容易就将华族海关给搞了出来。
现在的华族海关还属于户部。不过海关有自己的缉私警察，就跟邮驿局底下的巡警队一般。
华族的警察队伍不是单一制的。
一开始的时候，华族以地方守备队充当治安警察的角色。
后来控制两广之后，地盘变大，董良将这些负责治安的守备队单列出来，在各地成立警察厅。
各地的审判工作原本由裁判所负责，为了工作方便，董良又同意法部在各个裁判所设立司法警察。
还有各地的监狱和改造农场，那里的守卫同样改为司法警察，由法部统一管理。
刑事案件由各地的警察厅负责侦查，起诉由警察厅聘请独立检察官，审判则由裁判所负责。
而各地的警察厅由警部负责。
法部与警部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分工制衡。
再继续说税收的问题。关税拿下华族税收中的第二把交椅。
第三大的才轮到商税。
按道理，商税的规模应该不小，毕竟华族占领的都是南方商业发达的地区。
但是华族实行的是鼓励工商的政策。因此当前商税的税额并不高。
而且华族废除了满清的各地设立的厘卡。商业活动更加的通畅，商人经商的成本大大降低。
董良的目的是让商业活动先繁荣起来，这样能够增加需求，促进地方上工业化的进展。
反过来，工业化发展了之后，地方上建立的工厂多了，商品必然增多，那么商品流通必然更加频繁。
等到商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董良再在商税上动手，那时候华族的税收情况便会大为改善。
在听到周藤虎说到这个巨额的预算的时候。他确实有一瞬间动了增加商税的念头。
但是随即却又觉得这样操之过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