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台湾人开的陶瓷厂，厂的规模非常大，全厂职工三千人左右。我在食堂上班，我们七八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给三千人烧饭。
在食堂工作，生活非常的好，鸡鸭鱼肉什么好吃的都可以吃个够，这个厂的普通员工生活都很不错，何况食堂的大师傅？但是我的胃已经坏了，我什么都吃不了多少，我奇怪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一顿可以吃三斤猪肉，怎么现在这么斯文？
我带着厂牌又去找万琼了，我的厂牌上职务一栏写着“总务”二字，这两个字看起来是不是身居高位？可是实际上我却只是一个勤杂工，洗菜煮饭或者炒炒大锅菜罢了。
万琼看着我的厂牌惊喜地说：“不错呀，都混成‘总务’了”，我不知道总务有什么不错的，不就是在食堂上班吗？我知道万琼可能有点误会，但是我却不知道如何给她解释。也许是虚荣心阻止了我解释的念头？这样好像有点儿卑鄙？
这个厂有很多规矩和别的厂不一样，等级也很多。先说吃饭吧，台湾的老板单独吃一个食堂，管理干部吃小灶，坐的地方和普通员工不一样，干部吃几个炒菜，都用盘子装着，像下馆子一样。
员工自己备一个菜盆子，排队打菜，三样菜打在一个菜盆子里，六个员工面对面坐一个长条桌，中间放一大桶汤，一大桶饭。大家排队进入巨大的餐厅打菜，我打菜的时候看见认识的老乡会给他们（她们）开“后门”多打一些，这是我手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权力”，每个老乡远远排队看见我的时候都会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然后我会提前做好给他们多打一些菜的准备。
打好菜入座后不能擅自开始吃饭，只能规规矩矩的坐好等待口令，每顿饭都有那个脑袋圆圆的，高大的台湾马总来巡视，他犀利的眼神在巨大的餐厅里面扫来扫去，上千员工个个都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威严的马总眼神就能镇住那么多人，真是让人感到奇怪。所有人打好菜坐好以后，斜挂着红绸带的值日官会高喊一声“起立”，大家齐刷刷起立站好以后等待片刻，值日官再喊“坐下”，坐下片刻以后值日官喊“开动”，然后才杂乱地响起碗筷的声音。
吃饭时不允许说话，因此只有喳喳、喳喳和呼噜、呼噜的吃饭声，一顿饭下来几乎只有五分钟的时间。餐厅每次只能容纳一千人，因此每顿饭要分三批吃，三批人吃一顿饭，总共只需要半小时的时间，多么高的效益。
我有个学生，在校的时候调皮捣蛋，他也进了我们这个陶瓷厂，有次吃饭，值日官还没喊“开动”呢，他就擅自开动了，正好被巡视的马总看见，马总就命令他站起来，他只好站起来了，像个小学生一样的低着头，但是这还没完，马总让他站在饭桌上去，他真的站在饭桌上去了，然后还没完，让他在饭桌上旋转三百八十度。
妈的，实在太过分了，我看着我的学生眼泪都快气出来了。我想要是这个狗日的马总这样命令我，我是绝对不会服从的。大不了开除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吃个饭吗？要这么多臭规矩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的另一个老乡不知犯了什么错，被那个马总叫到办公室，马总问他：“你怕不怕我？”，老乡昂首反问道：“因为你高大吗？因为你有钱吗？”那个马总马上就笑了。我那个老乡机智的回答给我们贵州的打工仔出了一口恶气！
我们食堂有六个男人两个女人，两个男人是河南人，两个男人是贵州人，也就是我和另一个老乡。一个湖南人、一个四川人。两个女人好像都是湖南人，中年妇女。他们都在我们前面进厂，是老员工，我和我的贵州老乡是新员工。
最苦最累的活都让我们两个新员工干。我们两个每天都必须在凌晨五点起床为全厂三千员工蒸饭，蒸饭并不累，但是起早却是非常痛苦的事，白天十分辛苦，凌晨五点是睡得最香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必须起床。
而他们可以继续睡到七点。时间长了，我们两个才发现我们不仅仅是干最苦最累的活，里面不公平的待遇实在太多，猫腻也多。
我和我的老乡因为要起早，因此晚上睡得也早，我没有早睡的习惯，尽管起得早，但如果早睡，我怎么也睡不着，而我的老乡不一样，头一挨着枕头就能很快入睡。
我们的宿舍就在厨房的边上，是个大通铺，我们六个大男人像六个巨大的红薯排成一排睡在一起，广东虽然热，但是不缺水，每个晚上睡觉之前人人都会洗个澡，广东叫冲凉。
因为实在太热了，我们每天都会用水龙头把宿舍的地冲洗一遍。厂里对卫生很重视，因为人的密度实在太大了，如果再不讲卫生，可能整个厂区都是臭烘烘的。
幸好厂里对卫生管得严，我们睡觉才没有被臭味熏得晕过去。不过男人们喜欢打屁，也喜欢打鼾，夜半时分，屁声和鼾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我们宿舍的窗外是一排水龙头，窗子很低，从窗外一眼可以看到我们床上的所有景象，因为天气热，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开着窗户睡，车间里的员工，经常要加班到十二点才下班，有时候要加班到天亮，下班的男女员工都会洗完澡以后到水龙头下面打水洗衣服，有天晚上，我的老乡只穿个裤头睡着了。
睡到半夜，他又是仰卧，女员工无意间抬头看见了，立刻慌乱的低下头去，一个调皮的小伙子看见了，找来一根棍子敲打了一下，我的老乡喊一声“狗日的”翻身坐起。从那以后，就给我们把宿舍换到了二楼。
他们两个河南人和两个四川人、湖南人轮换买菜，每天买的荤菜素菜加起来都是上千斤。我和老乡经常感觉他们说话都有点财大气粗，也不将我们两个贵州人放在眼里，我就猜测，他们一定在买菜这件事情上吃了不少回扣，但是我们什么依据都没有。于是我开始在餐厅练习骑买菜用的三轮车，准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去买菜弄点好处。
好事都归了他们，我们每个月发工资之前都会评分，所谓评分就是班长一个人说了算，班长是河南人，年轻、高大，年方二十八岁，每次评分他都给他们四个买菜的人评七分，给我们两个贵州人评六分甚至是五点五分，差一分工资会悬殊上百元，我们两个贵州人每个月只有六百多，而他们在七百以上甚至八百多。
我给班长提了几次意见都没什么变化，有一个月张榜公布评分，我发现我又是五点五分，我的头嗡的一声，愤怒充满了我的大脑和胸腔。那时候我手里正好拿着菜刀，班长也正好在厨房，我怒目圆睁，哐啷一声将菜刀砸在地上，菜刀在厨房的地上滑行，正好滑到班长的脚边停下，我愤怒的咆哮：“哪个杂种下个月还敢给老子不公平的待遇，老子就用这把菜刀宰了他！”吼完我的胸脯还在剧烈起伏。狗日的班长一声没吭，从那以后，我每个月的评分都在六分以上，但还是没有他们四个买菜的高。我的老乡比我更老实，从来不抗争，所以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最低的。
厨房的工作，辛苦而又枯燥，我想寻找一点有意义的精神生活，要知道，我不但以前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而起还是作家。但是我从来不敢在人家面前说自己是作家，谁信呢？人家只会当笑话来听，只会说我在吹牛。
很多老乡是知道我能写文章的，但长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什么都跟他们一样，待遇甚至还不如他们，时间久了，他们也就不觉得我是什么作家了。
我在这个厂里居然还有心思写了两篇短文，我寄回故乡，发表在《务川报》上，记得有一篇叫《广东的雪》，其实广东是从来不下雪的，我用此文表达我对故乡的思念！
这个厂办了一个墙报，员工可以在上面发表文章，我也在那墙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已经想不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看。
因为心里浮躁，静不下心来看书，很多空闲时间都在外面闲逛。
我们厨房后来招了一个男性员工进来，他的形象和声音都很有点像小沈阳。这家伙是个湖北人，个头特别的高，高达一米九五。也许是因为个头太高了，他的腰永远都挺不直。他的声音有点像女性，更滑稽的是腔调更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那样嗲声嗲气。他姓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就称他女男吧。
女男有个女老乡在厂部办公室上班，是个有点儿漂亮的少妇，姓王，名字已经忘记了，暂且称为朴实吧，因为她实在是一个朴实的人，她的脸上永远都带着朴实的微笑。
有一天下班后，王朴实来找她的老乡女男去“听课”，女男平时说话嗲声嗲气，感觉没什么脑子，我常常喜欢捉弄他寻开心，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主见，老乡让他去“听课”他居然不去，但这个“听课”二字却吸引了我，我主动要求她带我去“听课”，没想到这一听对我死水一般平静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我几乎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