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在当年比较乱套，各地黄巾军复起，益州刺史郤俭政绩不佳，于是刘焉得偿所愿，成为了益州牧。
光成为益州牧也不算真正控制了益州，就像中央对地方失控一样，如果州刺史或者州牧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也很容易被当地的世家大族架空或者瓜分权力。
从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刘焉为了加强对益州的统治，他吸收了很多从益州外部州郡避难而来的流动人口。
这些人要想与益州本土大户竞争就需要依附刘焉，刘焉也需要他们作为自己的嫡系力量。
这支力量被史料中称为“东州士”，是益州中很活跃的一支力量，一直持续到蜀汉灭亡。
因为“东州士”的力量，刘焉对益州的控制还是可以，不过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在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刘焉去世，益州本土大户的代表人物赵韪、王商等人推举刘璋为新的益州牧。
刘璋性格相对于刘焉来说比较软弱，他虽然也采用刘焉那种以“东州士”对抗益州本土大户的策略，但是并不彻底，对益州本土大户的诉求也给予一定的满足。
刘璋的策略让益州本土大户稍稍归心，但也导致“东州士”对刘璋统治的不信任。
在刘焉、刘璋父子与刘备、刘禅父子统治益州时期，益州本土大户对外来户的矛盾是益州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在刘焉时期，二者之间的矛盾就相当激烈，主要是集中在益州本土大户与“东州士”。犍为太守任岐、益州从事陈超、校尉贾龙纷纷起兵反叛刘焉，不过在“东州士”与青羌人的支持下，刘焉还是平复了这次叛乱。
在刘璋时期，同样发生了益州本土派系对“东州士”的叛乱，赵韪与益州大户联合反叛刘璋，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全部都响应赵韪。
“东州士”深知益州本土大户对自己的仇恨，与刘焉父子是一根绳的蚂蚱，在“东州士”的殊死抵抗下，刘璋还是艰难地击败赵韪。
或许就是因为这次叛乱，刘璋对益州本土大户的态度转为安抚和拉拢，导致“东州士”对刘璋的态度转为冷淡。
刘备能够与刘璋联盟并进入益州，最开始是因为张松和法正二人的帮助。两个人一个是益州人，一个是关中人，属于“东州士”，在这里似乎不太好对益州本土大户和“东州士”对刘备的态度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
不过在刘备入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明显“东州士”更加欢迎刘备，益州本土大户的抵抗程度更加激烈。
这里应该由刘璋对二者态度转变的原因，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刘备用暴力手段推翻刘璋对益州的统治，对益州人来说也有一种被侵略的共情。
毕竟刘备也是一个外来者。
而后刘备包括刘禅统治益州时期，益州内部的派系和矛盾更加复杂，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派系：北方元从派、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
北方元从派虽然显赫一时，但是没有持续发展的土壤，于是剩下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三个派系。荆州派在蜀汉中无疑是最显赫的派系，占据了蜀汉政治格局的核心地位；东州派虽然不如荆州派，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出现费祎、陈祗这样的主持国政重要人物；相对而言益州派就是长期被打压的一方，在政治的话语权相当低。
然而让人唏嘘的是，最后蜀汉被灭，留存最多的，还是益州派势力，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清算，实力大减。
现在的李雄，是头有点痛了。
一方面，他要忌惮叔父李流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安抚益州本地势力，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才向雒阳送出请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