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来说，西晋诸王所掌握的权力应该很大，因为要想宗室诸王具备藩卫中央的实力，就必须给他们以实权。
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一项政策的调整，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
什么叫时代条件的限制？
简单地打个比方，就是不能要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们开宝马、坐奔驰，因为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牛车。那么，西晋封国诸王的权力，要受到哪些时代条件的限制呢？
这个时代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从秦汉以来确立并得到巩固的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适合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这个制度在西晋的时候比较完善，不可能发生逆转，作为隶属于皇权的王侯封国，它所拥有的权力，必然要受制于皇权。
第二个是，从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西晋虽然再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受到重创的社会经济却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恢复的。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口。
晋朝最繁荣的当属太康年间，但是，太康元年的全国人口总共才只有1616万，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相比，差距甚远。
如此一来，王国的规模和条件也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
而且，根据规定，就是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的赋税收入也要归中央财政，诸王最后能到手的部分，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以中山王司马睦为例，他的封国虽然一共有民户32000，但他却只能向其中的5200户收取赋税，就是这5200户的赋税收入，其中三分之二还要上交给西晋中央政府，他自己只能得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司马睦的实际赋税收入只有1400户。
燕王与北海王虽然有两万户，但最后税收也只有一千户而已。
更不用说是司马蕤食邑根本没有两万户，真正的食邑，其实数百户而已。
由此可见，诸王的财政权实际上很小，封国财政权的主体，仍然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其次，在王国官吏的任用上，诸王在事实上也受到中央的限制。
西晋初年曾经允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事实上，这种“自选”始终要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更不可能随心所欲。
梁王司马肜曾自选张蕃为王国的中大夫，但张蕃这人品行不好，又犯过法，结果司马肜就因为选人不当，被“有司”参奏了一本。作为惩罚，他被削夺了一个县的封地。
有鉴于此，那些稍微胆小的诸王，也就不敢或不愿自选官吏了。
齐献王司马攸的王国曾缺少一位长史，但是他却拒绝自选，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说“选官用人，这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王国本来就不应该插手此事。”
琅邪王司马伷在被封为东莞郡王的时候，也曾极力推辞自选官吏的特权，希望由中央政府为自己的封国配备官吏。
随着这种情况的日益增多，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之后，就全部交还给了中央政府。
王国的军队全部由中央政府配备，也就是说王队的指挥权，实际上仍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诸王无权随意调动或指挥封国的军队。
由以上三点可知，西晋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要受到西晋王朝的严格限制和控制，因此，诸王封国不过只是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地方机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晋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渴望留在京师洛阳，而不愿意到封国就任。
实在迫不得已就任封国，在离开京城之际，“皆京师，涕泣而去”，这就是说，很多人是抹着眼泪到封国上任的。
燕王还算好的，因为他背靠燕国，手上是有强兵的。
有兵就有权。
但是东莱王与北海王手下就没有强兵了。
西晋的宗王制度确实是可以约束大多数王侯。
但也有几个是约束不了的。
譬如死去的齐王司马冏。
他在许昌增兵，与世家勾结，朝廷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敢说什么。
一方面是因为齐王的身份，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齐王的实力。
另外一个例子，自然就是河间王司马颙了。
司马颙坐拥关中之地，长安沃野千里，但多是异族人，动荡无比，且又有齐万年兵祸在前，增兵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破坏规制增兵，也意味着河间王有这些军队的控制权。
换做是对国家掌控强的皇帝，可能已经要换司马颙的封地了。
但是司马遹知道他现在换不得。
恐怕他这个命令一下，整个雍州顷刻间就会乱起来。
最后河间王也会以雍州大乱的原因不就国，而朝廷要解决关中之乱，就得再次西征。
而这次西征与上次西征齐万年不同，这次是河间王与作乱势力勾结，能不能赢，都是一个未知数。
而就算是赢下来了，也是惨胜。
这是一个不划算的交易。
这也是河间王司马颙敢如此嚣张，作为天下头一号不归国的王侯的原因。
拳头大，就是道理。
燕王若回燕国，皇帝即便是要对他动手，也要斟酌再三，但是在洛阳，杀他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其中利弊，他自然知道。
“新野王，明日早朝，带头上书，本王在后面声援与，陛下若是不答应，我等便死跪不起。”
燕王决定下硬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