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为美国人当牛做马的日本人，真靠勤劳过上像美国人一样的富足生活也没多久。
从1960年，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布“国民经济收入倍增计划”开始，让日本人有了“一亿总中流”意识开始算起，至今满打满算也才二十几年。
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呢。
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
而这古老的一切，直至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才差不多都走了。
东京完成了城市道路的升级改造，大中城市的日本老百姓普及三大神器，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几乎全是在这个时期。
然而1973年，因为中东石油危机，日本又再度遭遇过经济动荡。
当时东京市面上哄抢货物，就连卫生纸都买不着了。
很长一段时间，身着西装改头换面的日本人照样也得跟共和国灰头土脸的老百姓一样，用满是铅字的报纸擦屁股。
谷口夫妇，对于过去曾经贫穷的日本，都是有着深入骨髓的记忆的。
即便是左海佑二郎和香川姐妹，这生在盛世的年轻一代日本人，也不是与贫穷无缘的。
因为城乡差距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很难一下子抹平的。
就拿香川姐妹来说，她们之所以姓香川，是因为她们来自日本最小的县——香川县的海边。
她们的家乡是远离繁华的乡下，既没有现代化的繁荣，也没有名胜和旅游资源。
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东京、大阪、京都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法比，说是落后二十年也不为过。
尤其她们父亲早逝，全靠母亲抚养长大。
这姐妹俩童年过的日子，也是很清苦的，挨饿的时候很多。
哪怕长大了，来了东京寻找机会，也和共和国漂在“北上广”的那些来自于小城市或是乡村的年轻人一样，受的罪多极了。
性别歧视，入不敷出，而且还得尽量节省出一些钱，寄给还待在老家，身弱体虚的妈妈。
左海佑二郎的身世则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悲苦。
他的故乡在秋田县一个远离海岸的大山深处的寒村，在那个远远能看到鸟海山的山沟里，仅仅零零散散分布着十几户人家。
村口有一座吊桥，那是村子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只有过了桥才能进村。
左海佑二郎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连公共汽车都不通，全村只有小学里有一部电话，
不走上十几公里山路去邻村，就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
村子里的居民八成都靠烧炭为生，佑二郎的父亲，也是村里的烧炭翁之一。
虽然日本早从1958年就已经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了。
但左海童年时，村里过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候的日子，贫困落后程度比起华夏的偏远山村也相差无几。
村民们连大米都吃不上，主食只有土豆。
给小孩子带饭盒，里面的配菜是从野地里摘的款冬腌成的咸菜。
别说肉了，就连鱼和鸡蛋都吃不上……
左海家兄弟一共七个，只有他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不错。
他是靠白天打工，晚上去夜校，读出来的高中生。
但已经是村子里前所未有，学历最高的人了。
这份学历虽然不如大学文凭那么有用，但知识促使他还想要见识更宽广的世界。
这才用干农活积攒下的一些钱，实现了东京梦。
总之，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其实这世上有谁活得容易啊？谁都活得不容易。
而且这么一说，大家才知道，原来所谓现代化的国家也仍有难堪的贫困死角。
在座的人里，其实左海佑二郎才是真正苦孩子。
他吃过的苦，连华夏长大宁卫民都被比下去了。
结果正是这份惺惺相惜的共情，和普通人之间最容易滋生的同情，让这餐饭有了暖人心的温度。
真上桌开吃的时候，谷口太太做的那些家常菜当然就显得越发的可口。
每个人不是沉浸在今天丰盛的餐食和旧日清苦回忆之间的比较中，就是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共餐的气氛，这些因素都大大提升了这餐饭的味觉享受。
至于说到宁卫民最喜欢的菜式，首推谷口太太用烤玉米和贝类果冻组合的日式“茶碗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