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岁，旧港、瀛洲共押送十二万五千六百零七两黄金，三百三十五万两六千余两白银，以及三十三万五千吨铜锭。”
“金银铜锭已经尽数押运金融司，金融司侍郎李长庚上疏，明岁至六月十六前，铸币厂积存天启通宝四百九十二亿枚，面额八千二百三十七万余两。”
曹化淳说完，同时也将文册合上，代表朝廷的所有事情都已经说完，而听到他的话，朱由检心里对于银行开办的信心更大了。
“从三月开始，皇店之中的铜钱，截运往金融司，另外告诉金融司，历朝历代的每版铜钱，凡是大一统王朝，都积存一亿枚作为藏品，其余割据势力只保留一千万枚，剩余皆熔炼为天启通宝。”
“奴婢领命……”
朱由检要开始将市面流通的铜钱熔炼为天启通宝，而之前的铜钱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了。
自春秋以来，中原这块土地上被生产制造了数百上千种铜钱，每版都不一样。
朱由检不可能把它们全部熔炼，因此每版留一亿枚作为国家藏品还是可行的。
一些小币种也没有必要留太多，一千万枚足以。
如此算下来，这些作为藏品的币种会蒸发掉大明市面价值数百万两的货币。
不过在这种海外矿产不断流入的情况下，朱由检倒也不害怕会引起“钱荒”。
相反，他个人担心的还是货币放水太多，进而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
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他特意下令工部提高朝廷雇工的工钱。
好在之前因为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朝廷工人的工钱基本都比地方低上不少，因此即便涨了两三文的工钱，实际上也没比地方商人给出的工价高出多少，基本持平。
如此以来，百姓获了利，商人不至于被影响，而朝廷也可以借此来增加百姓存款。
百姓有了收入，自然会去消费，而皇店作为占据大明二分之一市场的庞大机构，百姓们花出去的钱，基本有一半都会被朝廷回收，而工部再度以以工代赈的方式把钱币放出去。
只要朝廷麾下的数百万工人习惯了这个模式，那么等工钱从其它铜币变成天启通宝的时候，他们个人的接受能力也会加强不少，不会那么抗拒。
只要工人不抗拒，那民间商人就只能硬着头皮去收。
届时朝廷依托官学，利用孩童读书的问题来开始普查人口，登记造册，那大明真正的人口数量也将浮出水面。
只要人口查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查耕地了。
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大明的财政就可以慢慢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不过这期间，朱由检还得做好过几年苦日子的准备。
一旦正月初一的“十赋一”新政下发，那大明会直接损失大量赋税。
三百多万两的杂项是肯定要消失的，另外朝廷分发的军屯田也会从十赋三，十赋二转变为十赋一。
原本一亿两千万的田赋，会瞬间腰斩到五千二百万石，去除稻壳和火耗，田赋收入大概会在三千六百万石左右。
等洪承畴打完仗，云贵川交四省的赋税继续回归户部后，
大明九亿两千多万亩耕地，除去山西和陕西的八千多万亩耕地，还能有八亿四千万亩缴纳田赋，岁入在八千四百万石，去除稻壳和火耗，田赋收入会降低到五千八百多万石。
从岁入九千八百多万，到岁入五千八百多万，大明整整消失了四千万石田赋，折色最少一千八百万两银子。
就这样少了一千八百万两银子的税收，说朱由检不心疼是假的，但他很清楚少了的这一千八百万两银子是从谁头上收走的。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这句话说的很对，但也不全对。
至少在眼下大明即将转型为半农业、半工业的道路上，减少田赋对普通的农民是必须的。
朱由检做不到消除农业税，因为大明的科技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但最起码，他可以把农业税控制在10的程度。
不过，按照他的经历和记忆，一般农业税定在10后，下面总会有一些虫豸会搞出暗税，将实际征收10的农业税，搞成了名义征收10，实际征收20、30的暗税收入。
这些额外的收入全进了地方的口袋，没有一分进入国库。
既然历史的教训都在，他就得好好防备这些虫豸。
“户部的计算，如果按照十赋一，明年国朝能岁入多少？”
朱由检假寐着开口，曹化淳一听，便主动看向了王承恩，王承恩也打开了户部汇总的文册，扫视一眼后念道：
“若是山陕两省的旱情迟迟没有消减，加上瀛洲和麓川新增耕地的赋税，那明岁国朝实入田赋约在六千万石，税银约四千二百万两，赋税折色约为七千万两。”
七千万两赋税，这样的岁入，清朝直到同治年间才达到，而大明却提前两百多年就达到了。
并且不同于清朝对百姓敲骨沥髓的榨取，大明是有意在降低赋税的。
如果按照清朝的征收方式，大明的税收能突破到一亿两。
眼下大明的赋税，尤其论国内原本两京十三省的赋税，实际不过占据总赋税的二分之一不到，约三千万两左右，而海外占据三分之二还多，约四千万两。
仅仅田赋，瀛洲、交趾、旧港三省田赋就达到了两千万石，折色为九百多万两，而金银矿税又占据了四百多万两。
三省本土百姓两千余万人，又贡献盐税、酒税、茶税约四百多万两，驻扎在旧港的市舶司又岁入三百多万两，前后相加就是两千万两。
剩下的两千万两则是由琉球府、辽东、河西和印度厮当的皇店贡献。
同样的人口，清朝靠着对内压榨，达到了五千万两的税收，而大明只收到了三千三百万两，并且大明是总人口和乾隆六年到十年的清朝差不多，光论两京十三省，大明人口还不如对方。
乾隆六年，仅两京十八省人口就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而大明只有一亿两千万人。
乾隆年间的百姓，每个最少要交直接税三钱五分银子，而眼下天启年间的百姓，每个百姓只需要交二钱五分银子。
这还只是直接收入，还有间接收入不算。
清朝靠着“三十三两”来驭民手，而相比较之下，按照天启十一年的情况来看，大明两京十三省一户五人百姓的年收入大概是在十八两到三十二两，收入来源主要是军屯田的亩产、数量，和打工的收入。
但在支出这一块，天启十一年一户五人百姓的支出，大部分是在十六两左右，也就是可以存下最少二两银子。
当然，如果要增加肉食或者其它的物质，那基本也很难存下太多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