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志诚是在十天前得知老段要来临城的。
老段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老段引领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自从上海一别，两人已经又整整三年没有见过面了。
但舒志诚想到一个半小时之后就能看到老段那张满是褶子的国字脸时，他整个人都感觉轻飘飘的。
地下工作者是孤独的，工作环境是复杂且危机四伏的，时刻要保持警惕，和敌人以及周围的环境斗智斗勇，容不得半点失误。
每次和同志们在一起谈谈工作，畅想一下美好的未来，是舒志诚最开心的时刻。
哪怕接头的时候不会接触，甚至不能说话，但是只是一个不经意将的眼神，也是对彼此最大的鼓励。
每个地下工作者又是不孤独的，他的身边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同志，每个人都在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着。
舒志诚想起当年和老段分别时的情景，老段说再次见面的时候，距离革命成功就又近了一大步。
舒志诚问老段以后革命胜利了，他想干什么。
老段就说他想继续在工厂里当钳工，这么多年的手艺不能白费了。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不是在为资本家打工了，而是为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制造各种机器、零件。
能够看到出自自己只手的机器和零件用于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件无比的欣慰和自豪的事。
舒志诚问他想不想再成个家，毕竟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年纪也不小了，有个知冷知热的老板儿在身边照顾，更加妥帖些。
老段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也就不想再麻烦别人了，自己有手艺，饿不着。
舒志诚沉默了，没说话。
老段一直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妻子既是他的伴侣，也是战友。
一双儿女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也跟随父母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而，九年前的白色恐怖，让他失去了这三个至亲。
由于外出执行任务，老段幸免于难。
自此之后，老段都是孑然一身。
有一次他曾经对舒志诚说，过去的都过去了，死了的亲人再也活不过来了，自己这个活着的人只能是争分夺秒地为组织多做一些事情，这也是逝去的亲人所希望的。
二十五分钟之后，舒志诚在坐着黄包车来到了临城火车站。
空气很湿润，钱江上空吹来的风带着些许的腥咸气味，舒志诚觉得晚上可能会下雨，出门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油纸伞。
临城站又称清远站，一开始在清远门外，老百姓抱怨坐火车还要出城，不方便。
于是，后来将清远门站迁移至城内，改称“临城站”。
因是城内之站，所以临城人又习惯称“临城站”为“城站火车站”。
老段的火车到站时间是晚上八点四十分左右。
为了避免被特务跟踪盯梢，两个人并不直接接触，而是在老段出站之后，简单地用肢体语言进行交流，随后各奔东西。
在离开临城火车站之后的一个小时，他们会在城西的一个馄饨摊见面。
这个位置是舒志诚选择的，周围的环境他都很熟悉，相对比较安全。
此时距离火车到站还有小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出站口已经站满了前来接站的人。
人头攒动，操着各地的方言交谈着，大多数人的脸上有着跟舒志诚一样期待的表情。
舒志诚站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身后是一根电线杆，这个位置不错，视野很好，方便观察。
他将头顶上的礼帽向下压了压。
这里灯光昏暗，大概率是看不清一个人的面孔的，但不能有任何的大意。
安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执行任何任务前都要考虑的事情。
舒志诚不时地用眼角的余光向四周打量着，作为地下工作者，警惕性是必备的素质。
不一定非要看到特务的身影，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有时候直觉也很重要。
他对周围的每个人都保持着怀疑。
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舒志诚还没有嗅到危险的气息。
十天前，吴锋剑将老段来临城的消息通知给他的时候，特意提醒他近期上海的革命形势并不好，老段也是因为存在暴露的可能性，这才被组织上安排转移到临城的。